如果不是那年我正好高中毕业，如果不是那年恰好河北神学院成立，如果不是那年刘景和主教出任第一任院长，也许我和刘主教一生都是陌人。
    然而，这一切正好发生，于是便有了后来我们之间难忘的情谊。
    1984年，我18岁，根本不知道修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听从了堂区会长和父亲的劝导，放弃唾手可得的大学生涯，考入了神学院。
    没想到，入学的第一天，就因私自外出被抓了个现行，还差点被勒令退学。
    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神学院就暂时开设在石家庄市北堂。报到那天，我和同时入学的老乡签了到，各自领了一件小白衣和一本《新经全书》，找到了自己的床铺休息了一会儿，虽然年轻，毕竟也坐了一千多里地的火车。
    吃过午饭，我们在小院儿里转悠了几圈，老乡说，今天也没啥事，要不咱们出去转转。于是，我们就走出堂院，顺着窄窄的街道毫无目标地闲逛。北堂处于石家庄的繁华地带，不远的中山路商店林立，我们挨着商店出出进进打发时光。走到大众影院门口，看到售票口的牌子上写着《神秘的黄玫瑰》，票价两角钱，我提议说，要不看场电影吧，不误吃晚饭就行。
    待看完电影返回修院，立刻有修生问我们，你们是张家口来的吧，我们说是啊。“快去院长那里吧，下午班里开会，不见你们踪影，一下午主教急坏了！”
    我们赶忙快步走进院长室，只见一位圆盘大脸的老人坐在椅子上，肥肥的，身上穿着一件白汗衫。问明我们的身份，老人突然“噌”地站起来，双眼圆睁，巴掌“啪”地一下重重地拍在面前的桌子上。我们的心猛地一颤!“说，你们去哪儿了！？”“出去了！”“私自外出，无法无天了！开除！你们明天就回到老家去！”我们低头沉默，心想：没事儿了干上个街有什么？又没有正式开学，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吗？后来才知道，神学院与社会大学不同，许多规矩是要守的。我们知道，发怒的一定是刘景和主教。
    我们没敢吱声，带着满腔的委屈和不解默默地退出院长室。
    难道还未上一堂课就要被遣返吗？多丢人啊！一夜无眠。
    第二天，怀着忐忑的心情参与了弥撒。吃过早餐后，刘主教让人通知我们去见他。进门后，刘主教只字未提昨天的事，他示意我们坐下，接着仔细询问了我们老家教会和各自家庭的情况，然后如数家珍地说：“西湾子在中国教会可是鼎鼎有名的，是蒙古教区的主教府所在地，北方教会的根据地，清朝天主教会遭迫害时的避难地……”然后主教走到我们跟前拍拍我们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珍惜圣召，刻苦学习。
    结局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二十多年后，我试着问刘主教当初为什么没有开除我们，刘主教笑着说：那是想震慑震慑你们这些毛头孩子，好好守规矩，其实哪舍得让你们走呢？
    更让人想不到的还在后边，刘主教告诉我，已经决定任命入学考试成绩好的马英林和我担任班长。其实我知道我的性格太内向，根本不适合当班干部，因为在念小学和中学时都当过班长，但时间都不长。果然在神学院也不例外，仅过了半学期我就不胜其负坚辞不就了。
    作为主教，他的主要任务是牧养唐山教区。当时教会刚刚开放，教区神职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几位老神父，所有教堂都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毁掉，没有教产，没有人，百业待兴，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所以他不停地奔走各处行圣事、想法设法落实教产。
    即使这样，为了抓紧培养教会接班人，他还是积极推动成立河北神学院，并毫不犹豫地接下了神学院院长的担子。这样，时已60多岁的他就要不停地往返唐山和石家庄两地。为了赶时间，很多次买不上坐票就买站票，近200斤体重的他在火车上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每次脚都肿得像馒头，脱鞋穿鞋都很困难。
    刘主教任院长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办公室那亮得很晚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常常可以看到他或是正用法文、拉丁文的书籍备课，或是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绘制图纸。前者是因为没有中文神学教材，只能把文革中没有被毁掉的教会书籍当作课本；后者是为了尽快建一座主教坐堂，从没有学过设计的他硬是自己琢磨着设计出了一座漂亮的教堂。
    因为地方逼仄，房子有限，只能拨出两间平房作为宿舍，15个人一间，床和床紧紧挨着，晚上睡觉时，有咬牙的，说梦话的，有不停上厕所的，说实在的一刚开始很不习惯。刘主教就勉励大家效法精修圣人的榜样，为了教会的未来做些刻苦。他也身体力行，把后来加入的速成班的20多个人的床位安顿在他办公室兼寝室的走廊里，虽然很乱但看着未来的神职队伍他很是开心。只要他在修院，半夜时分他都要到修生宿舍巡行一次，看谁的被子蹬开了，他都要帮忙盖好。冬天更是每晚检查蜂窝煤炉子盖好没有，怕煤气泄露中毒。
    刘主教对修生的吃饭最上心，总是说：“都是牛犊一样的小伙子，饭菜一定保证，吃饱，更要吃好。”修院的馒头和包子个儿大，差不多每个有半斤重。同学李会民饭量大，一次主教问他吃了几个包子，由于方言的关系，4和10说得不是很清，刘主教就打趣说：“呀，大肚汉吃了10个包子啊。没事的，再多吃几个也没问题！”李会民急得红头张脸申辩，惹得大伙哄堂大笑。
    刘主教一辈子勤奋好学，据他自己讲，在北京上大修院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待就是一整天，各个学科门类无所不喜。即使文革期间坐监、劳改时也想法设法偷着看能到手的书。人常说“头大有宝”，“聪明”一词用在他身上绝不为过。就说他的记忆力，好的让人嫉妒：与人萍水相逢，多年后再见面能准确地说出对方的名字；只要读过的书，就能记住内容和里面精彩的句子。
    由是之故，他的讲课，包括讲道，都会旁征博引，汪洋恣肆，有时看似讲着讲着没了边际，但不用担心，就像风筝线紧握在手里随时可以收回一样，成竹于胸的他总会巧妙地把话题与的主题对接，这一点本事谁都佩服。因为学院由全省8个教区的老师、学生组成，口音各异，特别是邢台的张廉武神父、石家庄的李保存神父，方言味太重，听起课来非常吃力。我找院长反映了好几次，每次刘主教都好言相劝，让多体谅神父们，不明白的问题他还专门给我吃小灶，尽管拉丁文和伦理神学并不属于他的课程。
    为了教会的发展，刘景和主教真是不遗余力，更惜时如命。他常说，教会耽搁的时间太长了，一定要把失去的抓紧时间补回来。关于文革中所受的苦，他一般不愿多提，他爱讲的就是天主对他的的恩佑，他饱含热泪跟我们讲了不止一次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天摇地动间，一声“天主圣母”刚出口，就从劳改工厂的二楼宿舍飞了下去，随身而出的还有一扇门，就是这扇门救了他的命……
    刘主教承揽了教会法典的讲授。他知道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隔绝的时间太长了，许多新东西，特别是梵二大的成果需要尽快让中国神长教友分享，而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更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所以当他好不容易淘来一本拉丁版本的新《天主教法典》，再也舍不得离手，恨不得早点吃透、消化，尽早教给我们。
    他总嫌时间不够用，因此每每到他的课，会占用下堂课的许多时间，这还是经人一再提醒才不舍地离开讲台的。也因此后来刘主教的课大多被安排在最后一堂或两堂课，修生们就得做好延时到半小时的准备，不然去厕所都是问题，因为教室太小，上课座位挨得死死的，一人动全体都得挪窝。
    熟悉刘主教的都知道，他爱惜圣召是出了名的。
    神学院的招生名额有限，他就想法把尽量多的人安排到食堂或后勤工作，两年后正式安排进下一班学习，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河北教会额外培养了一批神父。
    可以说，他的后半生最让他牵心的就是度奉献生活的人，他（她)们就是他的心肝宝贝，他要像一只母鸡保护幼雏一样爱他（她)们。这是出于对教会接班人的渴望所作出的反应，以至于对有人不合格的圣召提出异议他都会置之不理，他顶着质疑，坚守着他的信念，他相信能把所有的人雕琢成器，即使品行不佳在别人眼里根本不适合修道的人。
    他的爱是满满的，也获得了足够的回报，神父一批批地祝圣，修女也慢慢培养起来。然而90年代后期，随着教区几位得意门生相继离开铎职，一向强大的他突然间就衰败了，背佝偻了，眼睛有了抑郁。一次在信德社，我俩一起唠嗑，话题扯到了神职人员的离职和造成的影响上，刘主教竟然数度落泪，让我吃惊的不止是他的伤心，而是伤透了心。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的，就是他对教会教产永不妥协的执著。
    平常刘主教整天笑呵呵的，十分随和，好像好好先生，但是涉及教会利益，特别是落实教产，他都会变得十分坚持，寸步不让。卢龙主教府教产前后落实了太长时间，很多人都没了耐性，但他一直不为所动，仍坚持必须彻底解决的原则，最后达成所愿，这一点省、市各级领导都服了他。他曾跟我讲：“教产就是教会的命根，从自己手里弄丢了，没法在天主面前交债啊。"
    全省各教区除了唐山教区，几乎在京津沪都有教产，但刘主教并没有因为没有自己教区的事就不管，而是尽力帮助兄弟教会去争取落实，他支持成立了河北天主教落实教产办公室，设专职神父跑办各地的教产落实事宜，每每有教产得到落实的消息传出，他都十分高兴，一定会专门做一台感恩弥撒。
    时间过得很快，从我和刘主教相识一晃已经三十年了，如今这位可敬的神长已回归到天主的怀抱。生前，他与时间赛跑，渴望为教会多多的辛劳，牧放好天主交给的羊群，如今他已收获满满，跑到了终点。跪在主教的遗体前，我对主教说了许多心里话，记起了过往与主教相遇相知的一幕幕，看着这位历经磨难历经沧桑为主奉献一生的善牧，我忽然想到了主教的一句话：不畏艰难，为主而活。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已找到了日后信仰生活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