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澎:两个转变--中国基督教的前景（之二）
发布日期：2012-04-25 | 作者：刘澎
二、影响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因素
1、外部因素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所以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从外部来看，主要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政治因素。基督教在中国一贯被官方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问题。对基督教的定性与定位长期从政治概念出发，以至当人们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会将基督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将任何涉及基督教的问题首先当成一个政治问题，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虽然官方媒体在文化革命以后停止了对基督教的妖魔化批判，也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教条，但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仍然非常负面。对于一个背负着“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工具帽子的宗教，一般人的态度自然是避之唯恐不急。由于基督教作为负面因素的形象长时间、大范围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没有得到纠正，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一直把基督教作为异己力量进行防范的心理十分普遍。对基督教的错误定性与定位，加之长期妖魔化宣传的结果，使基层政府官员对基督教的偏见、误解与恐惧尤为严重。尽管基督教徒和教会的牧者自认为自己远离政治，甚至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排斥和不感兴趣，但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基督教的政治偏见与防范，基督教问题的政治性也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降低，在社会公共领域内，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在今日中国仍然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社会因素。由于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许多人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仍然把基督教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今天，新兴的民族主义、激进的“爱国主义”仍然偏好将基督教作为激发人们民族情绪的靶子。而普通老百姓尽管对基督教并无深仇大恨，但从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出发，也很难因皈依基督教而达到功利的目的，因此对基督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受到偏见与排斥的社会原因。
文化因素。在文化上由于基督教代表着典型的西方文化，一些倡导恢复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会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强调基督教与东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宗教内部，又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竞争，尽管这种竞争是无声的，未经宣布的，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近年来，这种竞争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佛教、道教，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道教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有人甚至把支持佛、道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保持“宗教生态平衡”的重要方略，希望以此抑制和缩小基督教的影响。
2、内部因素
中国基督教虽然在外部社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但真正的挑战来自于教会内部：
沉重的政治包袱。三自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由于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政教不分、“官办教会”是国内外基督徒对三自教会的共同诟病。对于一般追求纯正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日益政治化、官僚化、机关化的三自教会很难被视为一个具有宗教神圣性的属灵组织。三自教会无论在真理教导、信徒生命培养、教会内部治理，还是社会事工服务方面，都因其结构与体制的原因，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支持与控制，越来越成为了三自教会难以承受的包袱。
陈旧的管理模式。以教会带领人为核心的封闭性管理体制则是导致家庭教会封闭、缺乏民主监督的重要原因。以教会领袖个人负责为特点的陈旧的管理模式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长久影响的产物。在教会刚刚建立、成员较少、压力较大的特殊时期，个人负责制与神秘主义有利于教会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但教会发展到一定规模，进入相对平和的发展期之后，教会组织内部的民主与监督就会自然地成为每个有责任心与参与感的教会成员的自觉要求；教会领袖如果不能适应组织发展带来的这种对领袖角色转变的要求，不能真正实现教会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化，实现教徒对领袖的权力监督，原有的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就会严重阻碍教会进一步的发展，使教会难以继续以信仰为大旗，以上帝为唯一崇拜对象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吸引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进入教会。许多教会正是由于无法在这个节点实现转变，于是便陷入了教会增长的停滞期，乃至最后不得不以内部分裂作为这一陈旧管理模式的终结。这种模式的不断重复循环，使教会的发展，始终停留在低水平、小规模的层次上，发展的形式始终体现为无数小组式微型教会在数量上的积累，而非真正宗教意义上的高质量的信仰团体；教徒个人的信仰水平与神学修养也难以提高。作为一个民间自发的宗教组织，小型、封闭、带有家长制特色的教会缺乏其他开放性社会团体为自身发展而吸纳社会优秀分子的氛围与机制。家庭教会虽然人数众多，但其组织力、动员力、行动力、社会影响力都与其成员的数量很不相称，也无法与国外的宗教组织相比。
封闭的社会态度。中国基督教虽然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但许多基督徒（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却忘记了每一个信徒应该“既在教会、又在社会”这个基本道理，不愿主动打破教会与社会的壁垒。有些教会领袖与信徒受极端基要派的影响，以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为荣，孤芳自赏，过分强调“追求属灵”与“个人得救”，人为地制造和扩大教会与社会的壁垒。许多人加入基督教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回避矛盾，企图将教会作为脱离社会压力与家庭矛盾的避风港。教会的活动本身也带有极大的单一性与局限性。几十年来教会的发展并没有使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有效的、持续不断的教会——社会互动。教会不关心社会，社会更不关心教会，教会在社会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教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庞大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那些渴望解决信仰问题或加入民间组织的社会精英与草根大众而言，基督教在信仰上还没有成为众望所归的首选。
盲目的优越感。中国基督教会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期以来，缺乏与政府、其他社团组织、其他宗教、知识界之间成功地开展对话的经验。无论哪里的教会（包括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都没有与教会之外的社会力量（包括政府）建立有效的对话平台。中国基督教尚未认识到，对话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在操作层面上，教会不能也不在乎是否能够正确地使用公共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更糟糕的是，一些基督教徒在掌握了圣经的片言只语之后，往往喜欢将一些十分动听的圣经话语挂在口上，心里却有一种自认为自己属于“得救”之人因而“高人一头”的优越感。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基督教的爱心与谦卑，而是毫无道理的盲目自大与虚拟的精神胜利。许多基督徒难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不愿向本教会外的群体、组织、个人学习。他们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却沉浸在自我封闭与自我欣赏的小圈子里，形式主义地比赛“属灵”，抽象地追求“个人得救”，满足于教会能够维持简单聚会的现状，对教会之外的事物，不屑一顾，不知情、不关心。
盲目自大的另一种表现是“身在中国，不知中国”，尤其不了解今日的中国，这是许多中国教会领袖与信徒的共同特点。中国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的变化将影响整个人类，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但许多基督徒除了知道某些基督教与圣经的基本知识之外，缺乏对中国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基本情况进行学习的兴趣；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国际形势，无法与非基督徒对话，甚至以无知为荣。教会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对教会的评价差距极大。如果中国教会的领袖不能改变某些基督徒这种“身在中国，不知中国”，“身在社会、回避社会”的心态，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基督教在中国的的社会责任，当然也就无从把握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缓慢的本土化进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基督教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国化，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成败的关键，也是历史上基督教屡次进入中国却未能立足的教训。中国需要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基督教神学；有为中国信徒认可的全国性教会领袖；有适应中国社会的教会事工；有符合中国人需求的慈善服务事业；有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文字、音像读物。总之，基督教在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各方面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这是中国基督教的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没有基督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基督教在中国的人数再多，也是暂时的、表面的，没有前途的。20世纪初，就有人开始呼吁基督教的“本色化”。一个世纪过去了，基督教在中国化、本土化方面，有了许多进展，但基督教中国化、本土化的目标远未实现。近三十年来，与基督教在中国人数上的增长相比，基督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显得十分缓慢。基督教的“洋教”帽子，在口头上摘除了，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摘除。
小结：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有外部的阻力，又有内部的挑战。许多人把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困难往往简单地看成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外部因素中，又把所谓“政治因素”即“政教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完全是一种误判误读。诚然，“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但其变化也最容易。执政党是否愿意调整政策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利益。一旦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政策。而真正困难的是社会因素的改变，社会因素能否改变取决于大众的认知与理念，而不是执政党与政府的政策。即使如此，社会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难改变的是文化因素。历史上，在政权更替、政党更迭之后许久，文化因素往往仍然在顽强地发挥作用。因此教会在看待外部的挑战中，不应该单纯把政治因素视为最大的困难，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改变上，把努力消除主流民众、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对基督教的误解与偏见作为教会事工的战略目标。
与基督教发展的外部阻力相比，教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承认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存在与发展，就必须从改变自身做起，实现两个转变：在社会中从边缘向中心转变；在教会中从领袖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向民主监督的集体管理模式转变。没有这两个转变，就没有中国基督教的未来，这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大战略，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必由之路。基督教要想抓住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必须实现这两个转变。
1、外部因素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所以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从外部来看，主要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政治因素。基督教在中国一贯被官方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问题。对基督教的定性与定位长期从政治概念出发，以至当人们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会将基督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将任何涉及基督教的问题首先当成一个政治问题，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虽然官方媒体在文化革命以后停止了对基督教的妖魔化批判，也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教条，但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仍然非常负面。对于一个背负着“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工具帽子的宗教，一般人的态度自然是避之唯恐不急。由于基督教作为负面因素的形象长时间、大范围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没有得到纠正，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一直把基督教作为异己力量进行防范的心理十分普遍。对基督教的错误定性与定位，加之长期妖魔化宣传的结果，使基层政府官员对基督教的偏见、误解与恐惧尤为严重。尽管基督教徒和教会的牧者自认为自己远离政治，甚至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排斥和不感兴趣，但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基督教的政治偏见与防范，基督教问题的政治性也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降低，在社会公共领域内，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在今日中国仍然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社会因素。由于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许多人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仍然把基督教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今天，新兴的民族主义、激进的“爱国主义”仍然偏好将基督教作为激发人们民族情绪的靶子。而普通老百姓尽管对基督教并无深仇大恨，但从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出发，也很难因皈依基督教而达到功利的目的，因此对基督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受到偏见与排斥的社会原因。
文化因素。在文化上由于基督教代表着典型的西方文化，一些倡导恢复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会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强调基督教与东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宗教内部，又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竞争，尽管这种竞争是无声的，未经宣布的，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近年来，这种竞争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佛教、道教，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道教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有人甚至把支持佛、道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保持“宗教生态平衡”的重要方略，希望以此抑制和缩小基督教的影响。
2、内部因素
中国基督教虽然在外部社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但真正的挑战来自于教会内部：
沉重的政治包袱。三自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由于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政教不分、“官办教会”是国内外基督徒对三自教会的共同诟病。对于一般追求纯正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日益政治化、官僚化、机关化的三自教会很难被视为一个具有宗教神圣性的属灵组织。三自教会无论在真理教导、信徒生命培养、教会内部治理，还是社会事工服务方面，都因其结构与体制的原因，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支持与控制，越来越成为了三自教会难以承受的包袱。
陈旧的管理模式。以教会带领人为核心的封闭性管理体制则是导致家庭教会封闭、缺乏民主监督的重要原因。以教会领袖个人负责为特点的陈旧的管理模式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长久影响的产物。在教会刚刚建立、成员较少、压力较大的特殊时期，个人负责制与神秘主义有利于教会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但教会发展到一定规模，进入相对平和的发展期之后，教会组织内部的民主与监督就会自然地成为每个有责任心与参与感的教会成员的自觉要求；教会领袖如果不能适应组织发展带来的这种对领袖角色转变的要求，不能真正实现教会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化，实现教徒对领袖的权力监督，原有的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就会严重阻碍教会进一步的发展，使教会难以继续以信仰为大旗，以上帝为唯一崇拜对象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吸引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进入教会。许多教会正是由于无法在这个节点实现转变，于是便陷入了教会增长的停滞期，乃至最后不得不以内部分裂作为这一陈旧管理模式的终结。这种模式的不断重复循环，使教会的发展，始终停留在低水平、小规模的层次上，发展的形式始终体现为无数小组式微型教会在数量上的积累，而非真正宗教意义上的高质量的信仰团体；教徒个人的信仰水平与神学修养也难以提高。作为一个民间自发的宗教组织，小型、封闭、带有家长制特色的教会缺乏其他开放性社会团体为自身发展而吸纳社会优秀分子的氛围与机制。家庭教会虽然人数众多，但其组织力、动员力、行动力、社会影响力都与其成员的数量很不相称，也无法与国外的宗教组织相比。
封闭的社会态度。中国基督教虽然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但许多基督徒（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却忘记了每一个信徒应该“既在教会、又在社会”这个基本道理，不愿主动打破教会与社会的壁垒。有些教会领袖与信徒受极端基要派的影响，以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为荣，孤芳自赏，过分强调“追求属灵”与“个人得救”，人为地制造和扩大教会与社会的壁垒。许多人加入基督教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回避矛盾，企图将教会作为脱离社会压力与家庭矛盾的避风港。教会的活动本身也带有极大的单一性与局限性。几十年来教会的发展并没有使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有效的、持续不断的教会——社会互动。教会不关心社会，社会更不关心教会，教会在社会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教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庞大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那些渴望解决信仰问题或加入民间组织的社会精英与草根大众而言，基督教在信仰上还没有成为众望所归的首选。
盲目的优越感。中国基督教会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期以来，缺乏与政府、其他社团组织、其他宗教、知识界之间成功地开展对话的经验。无论哪里的教会（包括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都没有与教会之外的社会力量（包括政府）建立有效的对话平台。中国基督教尚未认识到，对话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在操作层面上，教会不能也不在乎是否能够正确地使用公共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更糟糕的是，一些基督教徒在掌握了圣经的片言只语之后，往往喜欢将一些十分动听的圣经话语挂在口上，心里却有一种自认为自己属于“得救”之人因而“高人一头”的优越感。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基督教的爱心与谦卑，而是毫无道理的盲目自大与虚拟的精神胜利。许多基督徒难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不愿向本教会外的群体、组织、个人学习。他们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却沉浸在自我封闭与自我欣赏的小圈子里，形式主义地比赛“属灵”，抽象地追求“个人得救”，满足于教会能够维持简单聚会的现状，对教会之外的事物，不屑一顾，不知情、不关心。
盲目自大的另一种表现是“身在中国，不知中国”，尤其不了解今日的中国，这是许多中国教会领袖与信徒的共同特点。中国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的变化将影响整个人类，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但许多基督徒除了知道某些基督教与圣经的基本知识之外，缺乏对中国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基本情况进行学习的兴趣；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国际形势，无法与非基督徒对话，甚至以无知为荣。教会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对教会的评价差距极大。如果中国教会的领袖不能改变某些基督徒这种“身在中国，不知中国”，“身在社会、回避社会”的心态，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基督教在中国的的社会责任，当然也就无从把握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缓慢的本土化进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基督教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国化，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成败的关键，也是历史上基督教屡次进入中国却未能立足的教训。中国需要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基督教神学；有为中国信徒认可的全国性教会领袖；有适应中国社会的教会事工；有符合中国人需求的慈善服务事业；有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文字、音像读物。总之，基督教在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各方面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这是中国基督教的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没有基督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基督教在中国的人数再多，也是暂时的、表面的，没有前途的。20世纪初，就有人开始呼吁基督教的“本色化”。一个世纪过去了，基督教在中国化、本土化方面，有了许多进展，但基督教中国化、本土化的目标远未实现。近三十年来，与基督教在中国人数上的增长相比，基督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显得十分缓慢。基督教的“洋教”帽子，在口头上摘除了，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摘除。
小结：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有外部的阻力，又有内部的挑战。许多人把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困难往往简单地看成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外部因素中，又把所谓“政治因素”即“政教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完全是一种误判误读。诚然，“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但其变化也最容易。执政党是否愿意调整政策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利益。一旦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政策。而真正困难的是社会因素的改变，社会因素能否改变取决于大众的认知与理念，而不是执政党与政府的政策。即使如此，社会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难改变的是文化因素。历史上，在政权更替、政党更迭之后许久，文化因素往往仍然在顽强地发挥作用。因此教会在看待外部的挑战中，不应该单纯把政治因素视为最大的困难，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改变上，把努力消除主流民众、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对基督教的误解与偏见作为教会事工的战略目标。
与基督教发展的外部阻力相比，教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承认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存在与发展，就必须从改变自身做起，实现两个转变：在社会中从边缘向中心转变；在教会中从领袖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向民主监督的集体管理模式转变。没有这两个转变，就没有中国基督教的未来，这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大战略，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必由之路。基督教要想抓住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必须实现这两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