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8日晚6时30分，由中国天主教管风琴（受赠）管理委员会主办、郑州教区承办的“感恩的歌声——中国天主教第三届管风琴圣乐合唱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音乐厅拉开了帷幕！

    随着第一、二届“感恩的歌声——中国天主教管风琴圣乐合唱音乐会”在永宁耶稣圣心堂的成功举办和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三届则走出教堂，走进了音乐厅，开启了中国天主教圣乐合唱音乐会的崭新篇章。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首次出现记载“管风琴”史料的是在《元史》卷71中，其中有如下描述：“兴隆笙，制以南木，形如夹屏，上锐而面平，缕金雕镂枇杷，宝相，孔雀，竹木，云气，两旁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为虚柜，如笙之匏。上竖紫竹管九十，管端实以木莲苞。柜外出小撅十五，上竖木，云气，两旁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为虚柜，如笙之匏。上竖紫竹管九十，管端实以木莲苞。柜外出小撅十五，上竖，系风囊于风口，囊面如琵琶，朱漆染花，有柄，一人按小管，一人鼓风囊，则簧自随调而鸣。中统间，回回国所进。以竹为簧，有声无律。”兴隆笙就是管风琴。文中所说“中统间，回回国所进”指1260-1263年间由阿拉伯地区传入的。在公元830 年时期，由君士坦丁堡皇帝作为礼物赠予阿巴斯王的。然而管风琴在阿拉伯国家始终没有兴盛起来，等巴格达陷落以后，就再也没有管风琴的任何记载了。中国元代延佑年间管风琴增至10架，在元代宫廷宴乐中使用了将近50年。由此可知：管风琴这件乐器在元代曾有过辉煌的时期。
    1368年，元朝灭亡后，明朝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拒绝与海外联系。1540年，教宗保禄三世批准耶稣会成立，并准予来中国传教。首位来华的是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 1506-1552)，但因明朝海禁森严，无法进入内地，最后死于广东上川岛上。1582年（明万历10年）意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来华，天主教于是再度兴起。据利氏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在教堂内的西洋乐器，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利氏于1600年试图前往北京谒见皇帝，以便打开在中国传教之门，澳门神学院院长李玛诺为利氏筹措的进贡礼物中，包括订制的几架管风琴。此外，《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关中西音乐的比较部分，也有提及管风琴一事：“中国的乐器很普遍，种类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使用管风琴与羽翼琴，中国人没有键盘式的乐器……虽然事实上他们自称在和谐的演奏音乐领域中首屈一指，但他们表示很欣赏管风琴的音乐以及他们迄今所听过的我们所有的乐器……”
    利玛窦进京入宫时，献西洋乐器给当朝的万历皇帝，呈现的贡物中有一架“斯频耐琴” (epinette，是古代一种长方形的小型羽键琴管)。万历皇帝(1 513-1620在位)对羽键琴非常喜爱，因此他让利玛窦创作一些能够由宫廷乐手演唱并用这个乐器伴奏的歌曲，利玛窦答应了皇帝的这个要求。利玛窦为皇帝创作的歌曲中，有八首一直流传至今。1610年5月利玛窦在京逝世。1611年11 月1日（明万历39 年）北京传教士及教徒为利氏正式举行葬礼，其间举行了弥撒，奏起了管风琴和其他乐器。

北京西什库管风琴圣乐合唱音乐会剪影

    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正式建立。由于天文历法的需要，外国传教士们的地位日渐提高；再加上清初的统治者对西方的科技艺术甚有兴趣，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耶稣会士汤若望神父(Fr. Adam Schall)于1645年受命担任朝廷钦天监监正。1650年顺治皇帝将宣武门天主堂旁边的一块空地赐给汤若望建新教堂，于1652年落成，这就是俗称的“南堂”。据魏特(Alfons  Vate)所著《汤若望传》中记载，新教堂有两座塔楼，其中一个装置了管风琴。赵翼（1727-1814）在《曝集记》卷2 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主教堂在宣武门内……有楼为作乐之所……其法设木架于楼架之上，悬铅管数十，下垂不及楼板寸许。楼板两层，板有缝，与各管孔相对。一人在东南隅，鼓以作气，气在夹板中，尽趋于铅管下之缝，由缝直达于管，管各有一铜丝，系于琴弦。……铅管大小不同……故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奇妙也！”汤若望还修好了利玛窦留下的年久失修的管风琴，而且自己亲手制作管风琴，当时的一些教堂使用的管风琴就是汤若望所造。可以说汤若望在管风琴以及圣乐推广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汤若望于1666年逝世（清康熙五年）。他的职位则由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接替。1671年南怀仁向康熙帝推荐耶稣会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任宫庭音乐教师。徐日升后来又扩建了宣武门天主堂的管风琴。据法国传教士费赖之《1522-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著述提要》一书内提及此事，“此琴全新的样式及和谐的音响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看，目击者无不叹为观止。……京城人士多来观看，他们大都不是教徒，以至于偌大之教堂，竟不能容纳。”这是中国天主教圣乐历史上的一次盛会！也是中国天主教圣乐发展史上的一次高峰！
    尽管西洋乐器大多集中在传教士建立的教堂中，但中国天主教友亦有购买管风琴的事例。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虽已开始禁教，但是宝坻县老家庄、朱家铺教友仍热心奉教。教友在家祈祷，自建教堂，并进京向西洋传教士索取瞻礼单，购买经本、圣像及乐器等物。此事被当时署直隶总督英廉查知，在其奏折中云：“再查天主一教，久奉饬禁，京中天主堂之人，岂有不知？今仍售卖经像乐器，又给以《瞻礼日期单》，是阳奉禁遏，而阴传其教也。”
    据文献可知，在所查器物中，向西洋传教士购买之乐器，想必为西洋乐器。“又据上谕：乐器亦在‘销毁之列，但据奏摺’；‘乐器等物，仍令变价册报’，似乎系有相当价值之乐器。”文献提到有相当价值的乐器，说的就是管风琴或风琴之类的较大型乐器。
    天主教在明清时期虽然屡次遭禁，但由传教士带入的西洋乐器却一直受到皇室贵胄的喜爱。请看下面这段记述：“这间忧郁的房间后面还有一排光线更暗的像地下室的私人房间，到处都是紫檀木制品，一切都是寂静无声，连寂寞的木乃伊状的罩子下面的对虾也不例外。那里有一架按键十分轻柔的钢琴，皇帝尽管手指修长，但无力，但他还是不时学习弹诵；一架风琴，一个能演奏中国旧时曲调的大音乐盒，发出的声音好像被窒息在湖底。”这段记述是当时一位法军将领绿蒂对紫禁城光绪皇帝被幽住所的描述。
    乾隆时期德里格所建西堂中有一架管风琴，赵怀玉有一首游天主堂诗云：“楼头旋奏乐，仿佛八音调，转换惟一手，吹嘘殊众窍。”当时管风琴不是仅局限在教堂里面，在民间也有一定的传播。到了嘉庆年间，因嘉庆极其厌恶西洋传教士，亦不喜欢西洋音乐和乐器。于是大兴禁教之风，亦多次严禁从海外进西洋物品，故嘉庆以后天主教圣乐更显颓废之势。直到1860 年以后，当天主教再度进入中国时，兴办教育成为传教士们的主要职责。教会开办了各种层次的学校，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教育之门。但尚未顾及管风琴以及圣乐的推广。
    民国以来，天主教传教策略已明显区别于明清时期的以士大夫等上层官僚为主要传教对象的方针，这就直接导致了市井文化、民间音乐被教会吸收到圣乐里来，民间乐器渐渐替代了管风琴，民族风格的音乐在教会里大行其道。从1919年教廷发布“夫至大”通谕，到1963年“梵二”公约之后，圣乐本土化倾向已经成为在华天主教宣教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天主教音乐仍以延续民国时期的教会音乐为主。直到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中国天主教圣乐才开始复苏。
    已故傅铁山主教的“五型”教会理念提出后，在时任北京教区主教座堂主任司铎张天路神父的带领下，率先掀起了全国天主教圣乐复兴的浪潮。特别是自2014年7月13日，张天路神父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管风琴（受赠）管理委员会”以后，将中国天主教圣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该管理委员会在张神父的倡导下，分别在2014年8月11日、2015年7月31日及2016年8月8日连续3年成功举办了三届“中国天主教管风琴圣乐合唱音乐会”。参加团体有来自全国各教区的40多个团队，参加人数达3000多人。

感恩的歌声——中国天主教第三届管风琴圣乐合唱音乐会在郑州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

    到目前为止，由天主拣选并受捐赠者全权委派，经由张神父共向全国各地教会发放大、中、小型进口管风琴32台，惠及全国8个省，这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乃至中国天主教圣乐史上绝无仅有。
    张天路神父在本次音乐会闭幕致词时说：“天主教管风琴圣乐合唱音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让大家领略了天主教圣乐的伟大和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对每个教区歌咏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滋养了举办者、参与者的灵性生命，促动了天主教管风琴圣乐的复兴。”展望中国天主教圣乐未来的发展时，张神父描绘了远景：“用筛选并引导，审核并聘请的机制，吸引更多的专业全职人才进入教会，同时发展教会团队：在传承中求创新；在顶层设计理念中求真务实；纵向以承前启后，横向以推进教区间的彼此互动共融，并全方位、多视角、广领域地推进中国教会圣乐礼仪迈向新篇章。”

张天路神父致闭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