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地处古代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发展中奠定了古朴、厚重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独具太原地方特色的艺术和种类繁多的民俗文化。1633年（明崇祯6年），天主教传入太原，在此之前，遍布全国的民间社火老音乐会和管乐队就在民间婚丧嫁娶和各礼仪庆典活动中，深受欢迎。

    天主教先由北京传入山西省新绛县段家庄村，继而经祁县九汲村到文水县，再传入太原府。随着教会的发展，有民乐特长的教友组建了教会音乐组织，逐渐地，社会上众多的民间组织也开始加入，发展成为天主教音乐的主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在文水县新立村辅导音乐，一日课余在教堂音乐楼上杂物堆中，见到尘封已久的民乐队使用过的云锣（俗称“叮叮单”），其手柄上墨书“大明嘉庆某年”，只可惜当时没有文物观念，估计这个200余年历史的教会文物被当作废铜烂铁扔掉了。在太原西柳林、尧尚乐队都有这样一个传说：意大利籍富格辣来华任山西朔县沙楞河村本堂神父，上任途中取道左云八台，结识了熟悉佛乐的五台山某和尚。通过交流，这位和尚成为了虔诚的天主教徒，组织改编了教会音乐，音乐中引用了当时寺庙道观普遍使用的《山西九大套》，并在晋剧音乐的基础上结合天主教礼仪规范整理成《教会七大曲》，至今仍然在太原教区各堂口流传。
    香港李毓明神父编的太原教区《百年特刊》纪念册上有几张珍贵历史照片可以看出天主教民乐队在民国初年的规模。

改革开放后太原教区的民乐队

    1927年（民国16年）3月21日，太原主教府门前，人们欢迎罗马祝圣的第一批中国籍主教之一陈国砥返晋，留下了一张珍贵照片资料。从这张合影上，我们可以看到悬挂的书有“公诵堂音乐会”民国国旗。这面五色共和旗历经孙中山辛亥革命，在“文革教难”中被红卫兵造反抄走，和大批教会文物在1966年8月被当作“太原市天主教反革命骚乱罪行”展览后下落不明。2011年，笔者在文物市场发现了这批珍贵的文物，使徒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发动全国教友捐款购回，白色旗套上楷体墨书：公诵堂音乐会制。这足以证明，在1927年太原天主教会民乐队就初具规模了。
    1935年7月6日至12日，罗马教廷第二任驻华代表蔡宁主教来太原视察，曾经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间的是蔡宁主教和当时太原教区意大利籍主教凤朝瑞，照片背景就是现在的太原主教府。1900年，原主教府被义和团焚毁，1905年凤主教在原址重建，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主教的尸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从教堂的北祭台下掘出焚毁。同一时期的照片上分列两侧的是统一着装的民乐队员，他们头戴镶边礼帽，身着大褂长袍，脚穿圆口布鞋，队员们有吹奏笛子、笙和管子，有敲镲，拉二胡的。
    1936年冬，太原总修院李毓文出国深造返晋后家庆合影上，站在两边的民乐队队员也是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手持乐器。照片上所看到的乐器仍然是和80年后的今天一样的笙、笛、管。
    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宗教政策后，太原各地教会组建的民乐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遍地开花。长沟堂、古城营堂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民乐队普遍使用的笙、笛、管、二胡、低胡、晋胡、云锣、鼓和镲，乐器种类就相当丰富了。
    笔者曾见过太原尧尚村一份用毛笔抄录在白麻毛边纸上的工尺谱教会古曲，内容大体分两类：1.弥撒用曲《初行工夫》、《天主经》、《圣母经》、《又圣母经》、《圣体诗》、《圣血诗》、《已完功夫》、《仁爱经》、《感谢经》等；2.从晋剧曲牌和民间音乐中拿来的小曲：《小开门》、《柳青杨》《八板儿》《急毛猴》等。前者是从宫廷雅乐、寺庙道观中几乎原封不动地拿来为我所用，但因其拖沓冗长，很难再被今日教会弥撒礼仪接受。

民乐队普遍使用的笙、笛、晋胡等乐器

    2011和2015年的8月2日圣母朝圣日，笔者两次在内蒙古自治区磨子山庆典指挥当地乐队，普遍演奏的却是《挠挠令》、《上堂鼓》、《大开门》等古曲。虽然使用的是电声乐器和西方铜管乐，还加上架子鼓，但乐曲旋律表现出的佛乐风格和太原民乐队几乎一样。巧的是云南省丽江玉龙雪山的纳西古乐，演奏的《叨叨令》很像内蒙古乌兰察布主教府的《挠挠令》。当地人讲这首曲子是元朝忽必烈远征大理的蒙古大军赠送给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音乐礼品。内蒙的《挠挠令》，云南的《叨叨令》，五台山的《八班》，板寺山的《八板儿》，太原的《小开梅》，朔州的《小开门》，河北的《柳青杨》，山西的《柳青芽》、《水龙吟》、《水落音》、《四大景》、《四大怪》……地域不同，曲名各不相同，曲调旋律大同小异的普遍现象说明：这些形成于中古（秦汉隋唐）和近古（宋元明清）时期的音乐，都早于天主教传入太原的时间（明崇祯6年，即1633年）。
    是否可以说：太原天主教民乐是伴随着天主教的传入，由已有一定佛乐、戏曲、民间音乐技艺特长的教友们组织起来演奏的，逐渐发展成为教会内不可或缺的侍奉礼仪音乐。若从1633年算起，至今也有三百八十余年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