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启示中的救赎史主要以三个城市为背景依次展开。

加音与城的诞生

圣经中首次提及“城”是以加音杀弟为背景：在杀死弟弟亚伯尔之后，加音深受良心谴责，愧疚难安，极力躲避兄弟关系（参见创4：3-12）。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天主向他显示仁慈也无法使他内心重获安宁（参见创4：13-16）。创世记随后的叙述是：“加音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她怀了孕，生了哈诺客。加音建筑了一座城，即以他儿子的名字，给这城起名叫‘哈诺客’”（创4:17）。最重要的是，加音在杀害亚伯尔之后已无法重新面对兄弟情谊。自己的所作所为使他惭愧得寝食不安，对报复的恐惧也同时令他苦不堪言，唯一的希望是在自己的城中寻求一个逃离现实的庇护所，以达到对一切兄弟情谊的接近和期待避而远之。

在圣经中，从巴贝耳（参见创11：1-9）到启示录中的那只“兽”（参见启13：1-10），人建造的城都会以这种形式运转：随着技术结构的优化，社会力量、劳动和贸易组织不断发展；司法、行政和政治机构也以日趋复杂的形式步入一个真正的文明发展进程；同时，无论是在有形还是无形的“城墙”内，城都将能提供精益求精的服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回避所有真正的“兄弟关系”为前提的（参见创4：18-24）。

实际上，圣经将逐步揭示加音之城的各种帝国主义现象及其与救赎史发展进程的系统性交织，它本身固有的狰狞面目建立于结构性的谋杀意图之上，并由此凝聚为种种偶像崇拜。先知们将慷慨激昂的宣讲预言，迫不及待地接纳并昭示城内在的自我毁灭进程：不管是尼尼微、巴比伦还是罗马，对城市的狂热将它们卷入了征服世界的漩涡，日渐膨胀的城市水满则溢，坠入不断自食其果的鸿沟（参见出1：11；苏2-6；则27：1-36；亚1：9-10；鸿3：1-7；哈2：5-8，12-14等）。

由此可见，从加音开始，人类历史也就是城的发展史。天主的慈悲通过救赎的历史显现，祂面对的主体是由人组成的城。城出于对世界的占有欲甚至可将一切手足之情置之不顾，因此，对于那些无法摆脱城市束缚的人，唯有天主可以拯救他们，使他们走上一条重新发现兄弟情谊的道路。

耶路撒冷

圣经中的第二座城是耶路撒冷。它好比一个天主为实现兄弟情谊而建立的实验室。从大卫开始，整个救赎历史都直接指向这座城。走上圣殿的朝圣者这样咏唱：“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我要向你说：祝你平安！”（咏122：8）；“看，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咏133：1）。

耶稣也正是出于兄弟情谊而前往耶路撒冷，但在那里遭到无情的拒绝。恰恰是耶稣遭受的排斥为兄弟间的相遇奠定了基础。祂为顺服天父而洒下鲜血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血脉相连的兄弟情谊，即使死亡也无法摧毁它。

就这样，在耶路撒冷城，加音的所作所为被彻底否决和推翻：正是在蒙受人类历史否认的地方，天主划下了重新寻回兄弟情谊的标记。耶路撒冷这座城与耶稣基督的圣死和复活的逾越奥迹紧密相连。从而，耶路撒冷城成为实现兄弟情谊的圣事，赋予人类历史一个明确意义：那就是，团结统一的人类大家庭由不同的人、民族和文化共同组成。加音在兄弟的鲜血上建造的城也将有新的发现，因着爱，人们会认识到兄弟相逢时重修旧好的血脉亲情，而这种爱是远远可以战胜死亡的。

新耶路撒冷

圣经中随后出现的第三座城是一个崭新的耶路撒冷城，并且“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默21：2）

她是羔羊的净配新娘，是若望在默示录末尾的设想和展望（参见默21-22），也是已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的天主临在的城。那里同时展现着各种语言、文化魅力和历史进程在思想和实践中的不同形式。加音的城正在陷落（参见默14：8;18：1-23），流在地上的是被杀者和此前人类历史上一切被宰杀者的血（参见默6：9-11；18，24）。就这样，这座城建立在羔羊的血和所有追随羔羊的人的血之上，无论羔羊到哪里去（见默14：4），他们都会与羔羊的死和复活共融。

在这个城中，兄弟之间相互认同，加音不再需要逃向他方。城的建设已不再是为了回避兄弟关系，相反，正是在这种关系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一个个发自内心的和解终能成真，为人类大家庭的成长提供更强有力的接受和怜悯的见证。

看，这就是羔羊的新娘；看，这座城无数殉道者建立的城，通过重识血脉亲情揭示了天主和祂的羔羊的荣耀，同时又给世人带来了因祂垂顾普世而生的最纯洁的喜悦。

加里肋亚的哪个纳因“城”？

关于城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圣经作者做过诸多省思，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福音书作者路加。在《福音》和《宗徒大事录》中，皆有他对那个时代大都市之——安提约基雅的记叙。他出生于这个叙利亚城市，在那里接受了文化教育，并有许多在那里的生活经验。

事实上，在路加的写作中，“城”（“polis”）一词多次出现，虽然有时只是用来描述小村庄。在其神学语言中，他将救赎计划针锋相对地指向加音的城以及其宏伟规模和矛盾。同样，“撒玛黎雅之城”也属于这种情况，在那里，“大能者（行邪术者）”西满的市场规则统领一切（宗8：5-25）；另外一个例子是那个“城中”的“妇人”，她与人交际的衡量标准被人们断定为爱的交易（参见路7：36-50）。

但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另外一个福音书情节，它通常被称为“耶稣遇见纳因城的寡妇”（参见路7：11-17）。实际上，在这里被称为“城”的地方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纳因村。另外，它似乎不仅是一个城市中心，而且还有城墙和城门。两个队伍的相遇正是发生在临近“城门”（第12节）的地方：一边是耶稣，“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第11节）；另一边是从城里出来的葬礼队伍，他们“正抬出一个死人来，他是母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是寡妇；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她”（第12节）。

路加在短短两节经文中三次使用“城”这个词显然并非巧合。这里已不再是对私人事宜的叙述，而是一个入微的观察研究，其对象是人的城所面对的公共职能。实际上，从加音开始，城便有一个无法接受或调解的问题：它必须将不断产生于其中的亡者扫地出门，否则城本身将沦为一个大陵园。

就其本身而言，城墙的功效及其壮丽外观标志着城的内在特征，城可以因此保持适当距离，尤其是兄弟关系之间的距离，并同时保证与外界的关系，尽可能将每一个现实转化为自己的有利因素。但城墙最终却变成了一个不可调解的象征：城墙貌似一个无法逾越的分界线，一个凌驾于死亡之上使它不得靠近的鸿沟，但实际上城墙只能记录整座城的沦陷，因为它的内部已被死亡侵占。

在这段福音中，亡者“是母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是寡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试想与亡者同去的不仅是他的母亲，甚至是整座城。但现在，那个母亲和那座城都同时进入了耶稣的视线，主一看到她“哭了”，“就对她动了怜悯的心”（参见第13节）。那些泪水是人类历史悲与苦的记录，也许别人能视而不见，但耶稣却立时注意到。

这样的悲痛令人泪流不止，自古至今斩不断，理还乱。耶稣的怜悯不仅限于那位母亲，祂对整个人类的城都心怀怜悯：人类历史堕入深渊，兄弟情谊一去难挽，就像捣毁不同世代、民族和文化关系的死亡一样无法挽回。

人的城在哭泣。耶稣看到那强忍的眼泪，“遂上前按住棺材”（第14a节）。祂的这一举动如此果断，令人出乎意外。事实是，耶稣亲自出面拦住奔丧的队伍，并直接对亡者说：“青年人，我对你说：起来罢！”（第14b节）

耶稣面对的是人类历史造成的死亡：一种只会不断导致更多人丧命的死亡。祂质问的对象远非一个人的死亡，而是质疑人类成长的历史过程为何停滞不前，并且反而逐渐演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衰败过程，使人的城一个接一个地被无情吞噬。

然后，当亡者“坐起来，并开口说话”时，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第15节）。在这里，我们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崭新目光对加音的城刮目相看：就在这座城为自身历史的沦陷悲恸不已、默默哭泣时，耶稣的关注和祂可亲的举止强烈呼唤赋予这座城一个新的孕育成果。面对这个闻所未闻的新事物，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不禁同声附和：“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和“天主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第16节）。

在加音的城中，已有人在倾听石头的哀叹，已有人看到被令人绝望的死亡和暴力摧毁的面容比比皆是；已经有一位访客降临，名叫耶稣，寻求在人类历史中建立比死亡更强胜的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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