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plash.com/Lotte Lohr)

• 经由 威尔弗雷德·苏曼尼（WILFRED SUMANI S.I.） 
• 2022年4月25日

 

引言

2014年发行的剧情影片《善意的谎言(The Good Lie)》中，两个来自苏丹的迷失孩子杰里（Jerry）和迈克（Mike）在美国一家食品店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看到一筐一筐的食物被扔到垃圾堆里，深被这种扔弃文化所震惊。杰里问老板：“难道没有人希望得到或需要这些食物吗？”。有一天，他叫停了一个在垃圾桶里翻找东西的无家可归流浪者，把从店里拿来的最新鲜食物送给他。杰里的举动激怒了他的老板，只好离开这份工作。他实在无法了解送食物给饥饿的人吃有什么不对。

这个故事刻画出教宗方济各所说的“暴殄文化”的冰山一角。这样的恶劣风尚在食物方面尤其严重，“食物流失”和“浪费食物”的现象到处可见。本文从生态诠注学的知识角度，认为四部福音记载的群众获得饱饫的事迹足以有效地反对暴殄天物的文化，尤其是浪费食物的恶习。此外，本文亦肯定福音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在保存食物的行动上有所进步。

暴殄的文化

教宗方济各对当代社会最严厉的批评之一就是谴责“暴殄天物的文化”，他强调这种文化乃是“排他性经济”体制观念的一部分。这种观念的特征就是以扔弃财物和人际关系来显示富裕，而其后果就是无止无境地喜新厌旧。这样的思想充斥在人类生活各方面，饮食、衣着、科技和人际关系无所不包。总之，暴殄的恶习乃是今世的习尚，它导致、甚至鼓励甩弃一旦用途告罄的人、事、物和共同关系^[1]。

教宗方济各就任后没几个月，2013年6月5日，指出暴殄天物的文化麻木了人对食物的敏感性，他说：“这种暴殄的文化令我们对浪费和扔弃食物无动于衷。如果我们想到世界各地仍有无数的人和家庭正在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之苦时，这样的文化更令人不齿。昔日我们的祖父辈们都很在意不扔弃剩余的食物。今天的消费主义观念则导致我们习惯于不必要的浪费和弃置食物，不再有能力重视其应有的、超越纯经济准则的价值”^[2]。

此外，教宗在2015年颁布的《愿你受赞颂》通谕中亦谴责暴殄的恶习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恶果。他说：“人类每年制造数亿吨的垃圾，其中有许多是无法进行生物降解的，包括家庭、商业、建筑和拆卸工地、医疗、电子和工业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大部分含剧毒性，及高辐射性。我们的家园大地母亲似乎日渐沦为巨大无比的垃圾场。…这些问题与暴殄的文化有密切关系，当物质快速变成垃圾时，受害的无非是人类本身”（《愿你受赞颂》21-22）。

2019年11月，教宗方济各向“建立包容的资本主义委员会”成员讲话时，把暴殄天物文化的扩散归咎于现代经济模式一味鼓吹消费和浪费，明显缺乏伦理道德顾虑。他祝望以一种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取代现今蔓延的经济模式，“不让我们兄弟姐妹中任何人被遗弃，遭排除”^[3]。

教宗对消费主义的批评也见于他2020年在泛亚马逊世界主教特别会议结束后所颁布的《可爱的亚马逊》劝谕中。他在文献中指出“暴殄天物的文化”与“即用即丢的文化”同义，是最深入的精神问题症结，这个症结无法仅用技术工具来解决（参见《可爱的亚马逊》58-59）。

消费主义的社会

“暴殄天物”的观念是更老旧的“消费主义社会”观念的扩大，根据学者的著作，这个观念至少可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然而，早在1955年美国《Life (生活)》周刊已经登出一篇名为《Throwaway Living》（浪费生活）的文章，内容描写弃置家庭用品的恶习。这个恶习在1960年《The Waste Makers（废物制造者）》一书出版后，更受到学界的重视。这本由社会学家兼记者佩卡尔德（Vance O. Packard）写的广受欢迎的书指出，企业厂商面对社会生产超过消费所需时，采用九个市场策略来对抗饱和的威胁。策略之一就是“有计划地废弃”产品，将功能过时产品、品质被超越产品、不再受欢迎产品废弃掉。

这些策略支撑着佩卡尔德所称的“富裕的城市”（Cornucopia City），在这样的城市里一切的规划都不是为了持久打算，因此消费者都被迫定期地购买新产品。于是，佩卡尔德用科幻的语调描写富裕的城市说：“我想象，在一个富裕的城市里，所有的建筑都将是用纸浆建造的。每逢春秋家庭大扫除之际，就可以把住屋拆毁重建。汽车也是用轻塑胶制造的，跑了四千公里后便开始恶化溶解”^[4]。消费文化由佩卡尔德所称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状经济”所滋养，这种经济鼓吹强制性的购买，用以维持工业机器的运转。

“暴殄的社会”观念近几十年来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批评的声音仍然存在。比方格里桑（Greson）、美特卡尔菲（Metcalfe）和克里韦（Crewe）三人都认为那样的观念过于表面和笼统。这三位研究者针对英国家庭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并不轻易扔弃家庭或个人的用品。他们所找出的三个使人丢弃物品的理由是身份、迁移和人际关系。首先，人们都不断地依据环境的变迁和自己感受的改变来审视自己的新身份。由于物质文明是个人身份的重要成分，所以有时不得不扔弃个人的东西。这乃是丢弃旧身份的方式。其次，家居的迁移也常迫使人丢弃某些生活用品。最后，人际关系的新改变也常使人设法摆脱那些足以勾起他记忆的先前事物。三位研究学者从上述的观察得到的结论是：那些提倡“暴殄的社会”观念的人混淆“暴殄行为”与“摒弃的过程”。他们认为“摒弃的过程”涉及重要的决定，也可能是痛苦的决定，因为人们在意的是丢弃物品所带来的经济、环境和情绪后果^[5]。然而，这些对丢弃物品的行为的合理化并不关心抛弃物堆满垃圾场的问题^[6]。这令人以为格里桑和他的同僚在无意间给“即用即弃”的文化提供了借口。

食物丧失和食物浪费

根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的定义，“食物丧失”指的是粮食产物在抵达粮食市场或家庭之前，便从人类粮食储存供应链中移除。而“食物浪费”则指家庭或餐馆暴殄粮食产品^[7]。据估计，全球为人类消费而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遭弃置或浪费，每年总数达十三亿吨。这些遭丢弃的食物总值每年约合一万亿美元之巨^[8]。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António Guterres）称丧失和浪费食物乃是“伦理道德上的侮辱行为”，尤其当我们想到世界贫穷地区忍饥挨饿的人数正逐渐增加时，更是如此。例如，据估计，2020年全球饥饿人数达6亿9千万。2019年新冠疫毒已导致1亿3千2百万人陷于饥饿中。非洲撒哈拉沙漠南边地区粮食损失每年使得经济损失高达四十亿美元^[9]。问题是如此地严重，以致联合国宣布2020年9月29日为“国际反对粮食损失与浪费日”。此外，联合国“可持续的发展目标”（SDGs12）之一就涉及解决食物丧失和浪费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曾提出许多技术性办法，从利用现代科技的冷藏和农产食品加工以增长粮食产品的保存期限，到缩短粮食储存供应链好让食粮更接近消费者等等。然而，技术解决方案本身并不能使人们对食物的态度发生理想的变化。在面对食物的态度上，任何技术层面的改变，不论效用多大，都只属于最基本的层次，最重要的还是改变我们的观念和生活模式。所谓模式，乃是指团体共有的看法，这个看法经常以不明显、未公开和没有实证过的前提为基础。不幸的是“理想越高，体系的阻力就越大”^[10]。

要想更有效地改正暴殄的文化，可以多讲述一些反对浪费观念的生活模式。福音叙述耶稣饱饫群众之后，又叫人收集碎屑的做法，正可以作为改正当今之世暴殄食物恶习的范例。

了解保存大众粮食的真意

牛津英文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给“conservazione （保存）”这个名词下了三个定义，即“维护自然环境”，“官方对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建筑物的维护”，“阻止某些物质丧失、遭浪费、被破害或摧毁的行为”。传统上对“维护”的了解着重于第一个定义^[11]。本文则集中于第三个定义，因为它要强调以“维护”来反对“即用即弃的文化”。

四部福音里面有五处记述耶稣让群众饱饫的事迹：谷6：30-44；玛14：13-21；玛15：32-39；路9：10-17；若6：1-14。我们无意详细解说这些记载，在此仅予肯定以下几点：那些记载的本质乃属象征意义；它们与旧约的记载相呼应：具精神上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那些记载除了玛窦福音第十五章之外，都谈到“购买”一词（谷6：36-37；玛14：15；路9：13；若6：5）。在对观福音中，提出购买的建议都出于门徒们，但在若望福音中，反倒是耶稣给门徒们提出这个主意，为的是要试探他们。首先，购买的行为令人想起在市场中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其次，市场经济的买卖行为区分了“拥有者”和“缺乏者”之别。所购买的东西在很大情况下受到“可支配”的限制，而非基于个人的需要。只要有钱就能购买，穷人只能望而却之，因为他没钱购买。最后，购买的行为确立买者对所购之物的权利，亦即买者拥有如何处置所购之物的权利，他可以决定弃置而不受法律制裁。

在买卖的社会体制中没有感恩的空间。在对观福音中，门徒们请耶稣采用合乎市场经济逻辑的行事方式：他们请耶稣打发群众到附近村里买吃的。然而耶稣引入一个不同的逻辑，一个“赠与”的逻辑^[12]，他告诉门徒们：“你们给他们吃的”。拉丁文说“没有人可以给出他没有的东西”，因为先要拥有才能给出。在耶稣要门徒们给群众吃的之前，门徒们都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给的。就在那时，他们突然发现群众中还有点可以分享的东西：五饼二鱼。于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可以被赠与的逻辑所搁置，甚至取代。“赠与”建立人际关系。那些接受赠与的人感到自己的欠缺并自然产生感激之情，而那些赠与的人则在内心萌生出与受赠者的亲近关系。很可能受施者的面孔烙印在施与者的脑海里。事实上，比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我们更倾向于爱我们所帮助的人^[13]。的确如此，因为赠与是给出自己的一部分。一个人在赠与的行为中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浪费赠与是有罪的行为，因为它表明对赠与者不感激，是拒绝并不尊重施恩者的心意，他没有权利接受赠与，也因此无法享有获赠的喜乐。

耶稣饱饫群众事迹第三个要义就是收存剩余食物。虽然四部福音都提到这个细节，唯独若望福音特别点出为何要收存剩余的食物：“把剩余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若6：12）。这句话就是反对浪费食物观念的核心。教宗方济各强调：“耶稣告诉门徒们不要糟蹋任何食物，不要暴殄任何东西”^[14]。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福音记述中所提的筐子就是“希伯来人出远门时携带的柳条做的小篮子，里面放着餐食和一些必要的东西，免得吃外邦人不洁的食物”^[15]。柳条篮筐里面放着旅行者旅途的粮食。由于出外远行，自然要购买所需东西；把剩余的食物带着走，门徒们就可以藉着赠与的逻辑维持一段时日的生计，暂停购买食物的商业行为。收集剩余的食物也是对提供食物者表示感激的行为。这是谦虚之举，表示自己的欠缺，并乐意食用隔日不再“新鲜”的食物，因为崇尚“新鲜”乃是助长暴殄文化的因素之一。

结论

“感谢我的祖母教导我珍惜食物。她教我绝不要浪费，要善加利用一只鸡的每一部分，除了肉块部分，也要用鸡骨头熬汤，直到味道全尽为止”。这是获得瑞典-埃塞俄比亚奖的厨师和饭店老板马尔库斯·萨姆埃尔松（Marcus Samuelsson）的话。这些话可能是许多生长在乡村的非洲人的心声，他们那里即使没有电冰箱，但保存食物为他们乃是无可争论的价值。那里每个家庭都知道如何保存剩余的食物到隔天食用而不至于腐坏。由此可以了解为何“苏丹迷失的孩子”无法接受美国浪费食物的现象。福音有关耶稣饱饫群众的记载邀请我们摆脱无度生产和无节制购买食物的恶习，接纳恩赐的逻辑，收集剩余之物，以备来日之需。

1. 参见 L. A. Silecchia, «“Laudato si’” and the tragedy of the “Throwaway culture”», in CUA Columbus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2017 (scholarship.law.edu/scholar/982). ↑

2. 教宗方济各2013年6月5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讲话。 ↑

3. Id., Discorso al Consiglio per un capitalismo inclusivo, 11 novembre 2019. ↑

4. V. O. Packard, The Waste Makers,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1960, 4.↑

5. 参见N. Gregson – A. Metcalfe – L. Crewe, «Identity, mobility, and the throwaway society», 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5 (2007) 682-700. ↑

6. 参见 K. Hellmann – M. K. Luedicke, «The throwaway society: A look in the back mirror», in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41 (2018/1) 83-87. ↑

7. 参见 UNEP, Food waste index report 2021, Nairobi, Unep, 2021, 9. ↑

8. 参见 A. Craigen – K. Davis, «How cities can fight food loss and waste», i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Blog (www.undp.org/blogs/how-cities-can-fight-food-loss-and-waste), 4 novembre 2020. ↑

9. 参见如上。 ↑

10. D. Meadows, «Leverage Points: Places to Intervene in a System», Hartland, VT, The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 1999, 19. ↑

11. 参见 C. Sandbrook, «What is conservation?», in Oryx 49 (2015/4) 565-566. ↑

12. 参见教宗本笃十六世2009年《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36号。 ↑

13. 参见 D. Lapin, Business secrets from the Bible, New Jersey, Wiley, 2014. ↑

14. 教宗方济各2013年6月5日公开接见活动讲话。 ↑

15. W. W. Wessel, «Mark», in F. E. Gaebelein et al. (edd.),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 8,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4, 6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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