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塔·邦桑戈 （Giuditta Bonsangue）

我们在2022年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UISG）大会的第一天见了面，当时一天的日程已经结束。但布里吉特的脸上并没有出现疲意，因为她看起来仍是精力充沛并时而有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然而，我不想问太多的问题，只想听她叙说。

“我的名字叫布里吉特，这是我的名字。我是一名修女。在一些国家，人们叫我布里吉特姆姆”。对耶稣圣婴修女会总会长布里吉特·弗洛雷斯（Brigitte Flourez）修女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我将自己奉献给基督，这是出于将我的生命奉献给祂和他人的愿望。我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中长大，这个家庭教我祈祷，并传授了鲜明的社会价值观。我的父母过的是农村生活，他们在农民当中开启了变革进程，这些进程至今仍在持续。因此，我非常幸运。”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注定要度奉献生活呢？
在一次退省活动中，我被耶稣的爱所感动。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做点什么，但做什么？我在我所做的事情中寻找天主，以了解我可以做什么。这并不是马上就能明白的，但我决定在一个团体内生活，住在一个非常贫穷、非常大众化的社区。我后来发现了我们的会祖尼古拉·巴雷（Nicolas Barré）神父。

为什么你对你们修会的会祖的了解来的这么迟呢？
事实上，我们在创建这个修会时并不是修女，而是一群从事年轻女孩教育的在俗女性。当时，在1662年，这个团体乃是今天所称的一个在俗信友善会。很久以后，我们才成为修女；对传统的修会生活来说，巴雷神父是门外汉。那时我们不是修女。今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蒙召在教区内生活，听从主教的指导，但有很大的自由。

你们什么时候从在俗女性变成了修女呢？
法国大革命后，国家推动女孩的教育，提供学校设施和寄宿学校。许多修会的成立是为了实现这一设计，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教育领域有创新，我们的寄宿学校被列入最佳学校的行列。1850年，一些西班牙移民看到我们在学校里所做的一切，便邀请我们在西班牙做同样的事情。那里没有以这种个性化的方式教育女孩的学校；她们来到我们这里，学习非常简单，同时也非常关注学生需求的教育方法。在西班牙，女孩都是去隐修院接受教育。由于我们只是一个在俗善会，西班牙主教们为了委托我们管理学校，就要求我们得到圣座的承认。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团体得到正式承认，我们必须按照法典的规定，成为一个女修会。

自从你们成了一个修会后，有很大改变吗？
在某些方面是的，但我们幸运地保持了传教热忱！事实上，我们成了第一个向日本派遣一位修女的修会！那是在19世纪下半叶，拉克洛（Mathilde Raclot）修女去了那里。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有勇气，同时与自己的修会保持密切关系，成功地在亚洲履行她的使命，当时我们的修会正在修改会宪，一切都需要长上的授权，这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们经历了那些年代，那时我们是教育工作的优秀者，为当时的社会，为法国、日本、马来西亚的女性提供了最佳教育。在新加坡，我们仍然有15,000名学生，我们的学校是该国最好的学校之一。

以后的情况又如何？
可以说，我们做了许多善事，因为有一种愿望，就是对时代的需求做出回应。但这就是我们的会祖所希望的一切吗？今天在全体大会期间，我们听到了关于弱势人群的问题，我就想到了会祖。天主是如此的伟大，却诞生成婴儿，成为如此弱小的人，以接近最弱小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修会最初的目的和最初的形式是要像基督那样，成为穷人。接受一个贫穷的孩子就是接受基督，因为祂说“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廿五40）。我们的神恩的核心是接收贫困和被遗弃的儿童，通过教育给予他们尊严，凭著信仰给予他们幸福。这不是很美吗？有时为了行善和回应时代的需要，我们有可能忘记穷人；因此，获得起源时的活力并得到滋养是非常重要的。回归源头是件困难的事，今天我们仍有这个困难。

如何才能回到源头，明白前行的道路？
今天我们谈到了需要经历的转变。这肯定是源头。我进入修会时，阅读了我们会祖的一些手稿，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些文字与强加给我们的教规不相容。在当时，女性不应参与公众生活，因为她们是被绑在私人领域内。在我接受培育时，修会的第一个目标是根据那个时代的教规框架，通过实践修道誓愿为自己的成圣而努力。在我们的会祖看来，天主要我们成圣的途径，是以爱心服事贫穷和被遗弃的儿童，也使他们成为圣人。这是一种使我们皈依和转变的方式。但这很难。请原谅我这样说，我对此非常热衷。这是一条我们重新走上的道路，重新获得原始的精神，好不断地转变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