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禄六世教宗在联合国

• 经由 伊德丰索·卡马乔（ILDEFONSO CAMACHO S.I.） 
• 2022年8月1日

 

不应该让2021年流逝而没回忆教会两道逢发布五十周年的社会训导文献：一道是保禄六世教宗颁布的《八十周年》（Octogesima adveniens）宗座公函，另一道是1971年世界主教会议闭幕文献《世界正义》（La giustizia nel mondo）^[1]。这两道文献固然因其所含价值而值得纪念，但基于它们与教宗方济各及其伦理神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之间的关系，尤值得一谈。

1971年的时代背景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束不久，保禄六世教宗即遵循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启发梵二大公会议的路线，担负起具体实践大公会议指示的使命：让教会与时俱进，使之更妥适地履行其使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教会面对着两大挑战：一个是“现代化”，它让教会直到那时代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遭到质疑；另一个是“世界的贫穷”，这更令人无法接受，因为在全球经济普遍复苏中，仍有许多国家民族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所期待的发展落了空。

现代化的挑战在经济较发展的西方尤其令人担忧。梵二大公会议两道有关教会的文献，即《教会宪章》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给教会奠定了在当代社会中全新的自处之道，接受了非宗教社会和非宗教国家政体的原则。这个原则问题在最近两个世纪以来使得教会与社会彼此根深蒂固的关系变得复杂。《八十周年》^[2]宗座公函无异是教会向前迈的一大步，因为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为基督徒在多元社会中的临在敞开了新的视野。

在梵二大公会议进行中，世界贫穷的问题并没有吸引与会者特别的注意，那些来自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主教们留意到这个现象。然而保禄六世教宗从1967年起便以他那道有关发展的《民族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抚平了这个鸿沟。这道通谕超越了教会之前所有社会训导专注于工业化社会的问题和对比资本主义与社会集体主义制度的倾向，，从而开启了教会新的官方社会训导路线。一年后在哥伦比亚麦德林（Medellin）召开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其目标就在把梵二大公会议的指示应用在饱受不平等和不正义折磨的拉丁美洲。保禄六世教宗使世界主教会议体制恢复正常运作后^[3]，于1971所而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主教常规会议，就是要把麦德林会议所讨论的不平等和不正义问题提到普世教会层面来反省。

《八十周年》宗座公函：教会，政治及分辨

保禄六世教宗为了纪念1891年良十三世教宗颁布《新事》通谕八十年而发表的《八十周年》公函，其所涉及的领域背景与1891年代的极为不同。他以崭新的方式处理基督信徒所生活的政治新环境。他朝梵二大公会议所标识出的现世事务自主的道路方向前行。保禄六世以其丰厚的人文修养、对现代世界的关怀以及深刻意识到必须与当代世界建立对话桥梁的情怀，使得他的公函论据更为丰富。

《八十周年》公函从现代社会多元主义出发，重新思考教会在如此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谓多元主义就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共存。这些意识形态，暂不予以置评，被界定为“对人和社会的本质、来源及终向的基本信念” （《八十周年》公函25号）。“民主政治”被视为最适于组织多元社会的方式，因为它回应“平等…和参与的期望”（公函22号），这个期望乃是多元主义的特征。至于保禄六世教宗，他认为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拟出社会和平共存之道，由一个合法的政权来厘定社会计划，但政权不得强置自己的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的政府知道谨守在自己的权限内而不侵犯到国民的基本信念，这是不容易达致的平衡，却给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生观、包括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敞开了彼此融合的空间。社会多元主义接纳宗教和非宗教的世界观。如此复杂的事态需要找到奠定社会和平共存的方式，在这样的共存中不同信念的人都能够在彼此尊重中发展自己。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植根于此。

当然，教会在过去许多世纪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所遵循的是另一种模式，即宗教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教会对个人和社会生活都享有公认的道德权威。但为现代社会，这种模式已经不被接受。教会与现代社会产生的冲突，至少从十八世纪以来，已凸显彼此关系的困难。梵二大公会议不但承认教会过去的要求如今再也不可能，而且以某种胆识和希望面对挑战的后果，此亦即：身处新时代，教会如何能执行它传播福音的使命？教会绝不能放弃这个使命，但可以重新考虑实践的方式。梵二大公会议肩负的就是这个巨大的任务，即使至今仍没能完全解决问题。《八十周年》宗座公函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对政治和民主持着积极和较为信任的态度。

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关键问题：基督信徒在此新社会环境中，尤其在具体地缔造民主社会方面该扮演什么角色？直到那个时代，教会仍宣称基督信仰无法与自由主义......等相容。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良十三世教宗与自由主义保持距离，而比约十一世教宗亦采取同样的立场。因此，为基督信徒只剩下两个选择，最彻底的就是不参与政治生活；再不然就是根据自己的传统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后者就是基督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开辟的路线，它走过极为不同的时段，其中某些时段还遭到教会当局严厉的批评。

那么《八十周年》公函所提出的是什么方向呢？这道公函在不否认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前提下（参见公函26号），敞开了一扇新门，即分辨“意识形态”和“历史运动”之别（参见公函30号）。前者观念封闭，牢不可破；后者虽然出自前者，但具有适应时空而改变的弹性。基督信徒必须考虑的就是这样的特殊条件，以便分辨他们在如此具体的环境中该有何种程度的作为。保禄六世教宗深入分析自由主义等之与基督信仰不相容的原因（参见公函26号），进而检讨（参见公函31号）和自由主义（参见公函35号）的历史运动，从而要求基督信徒“审慎分辨”。但对有关历史运动保禄六世教宗较为谨慎，即使他未曾排除任何与......运动进行某种形式合作的余地（参见公函32-34号）。

现在我们就来谈第一次出现在一道教会社会训导文献中的“分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不仅被使用在我们引据的、涉及原则上不排除与自由主义等进行合作的行文中，其重要性已先出现在《八十周年》公函的引言里。在那里保禄六世教宗指出：对世界种种如此不同的局势，教会难以“一言以盖之或提出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解决之道”（公函4号）。也因此，教宗邀请教友团体根据福音和“教会的社会教导”（insegnamento sociale della Chiesa）来分析具体的时局。保禄六世教宗在此处避免使用教会传统惯用的“社会训导”（dottrina sociale），所以他要求让教友们自己去分辨“该做的选择和该采取的行动”（同上）。

教宗这项分辨的呼吁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不能忽略，因为他相信基督信徒有能力肩负起责任，而不是仅限于墨守成规。教会当局不会失落其职责功能，但《八十周年》公函缓和了教会以往过于强调唯教义是从的态度，更注重牧灵方面的引导，敦促教友团体主动对时局世态进行分辨。

尤有甚者，教宗的如此看法更丰富了教会的社会训导，因为他不但没有把社会训导凝缩成教会当局制订出来的一套生硬教义体系，反而敞开了它，使之更具参与性。根据教会立场的这个改变，我们相信没有误判梵二大公会议所宣认的天主子民的教会学已经活跃起来。这样的教会学在区分教会内部成员的不同职分之前，已先强调了教会全体成员共同的使命。

《八十周年》宗座公函虽然没有以通谕的性质呈现于世，却阐述了梵二大公会议伟大的先知先觉。我们应该感激保禄六世教宗这道公函的四大贡献：对政治具体与乐观的见解；提供基督信徒问政参政的新途径；敢于打造更具参与性的教会生活；对教友信仰的成熟度更具信心。

1971年的世界主教会议：正义与教会的使命

《八十周年》宗座公函于1971年3月14日公布。几个月后，9月30日，世界主教会议第二届常规会议揭幕^[4]。这届会议的两个主题虽然性质极为不同，但在那个年代却非常重要：公务司祭职与世界正义。这两个主题是1969年世界主教会议特别会议建议的。在此我们不探讨选择第一个主题“公务司祭职”的原因。选择第二个主题则是为了回应南半球各地教会的渴望，这些教会为许多人民的失望沮丧请愿，这些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举世全面发展中，原以为自己也终于有了真正发展的机会，岂知他们的期望正走向幻灭。再者，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新秩序正在衍生新的不正义：经济发展并没有如所应该的加惠众人，反而使利益更集中在少数者手中，导致更大贫富差距。简言之，似乎少数人的发展造成多数人的贫穷落后。

在这次世界主教会议的讨论中，主教们表达了三个愿望：第一，会议应彰显教会的先知精神；第二，应认清教会为正义作证的使命；第三，应深入体认教会主持正义的角色。这届世界主教会议以通过草拟一份有关的文件做结束，但要求尽快拟定该文件，因为会议有关司祭职这另一个主题的研讨时间比预定的更长^[5]。

这届世界主教会议在接到堆积如山的申诉之后，为了安排议程而决定议事的对象只集中在国际性的不正义。但仅这方面的问题已让与会教长们清晰地听到“那些遭受暴力侵犯和不正义体制蹂躏的人民发出的强烈哀嚎”，同时意识到“教会临在世界中，向穷人宣报喜讯、向受压迫者宣告释放、向哀痛者宣讲喜乐的使命圣召”（《世界正义》5号，引言）。

仅阅读这几句话，我们即已感受到这份文件的风格语调与教会其他有关社会问题的官方文件有别。同样的先知性语调也出现在我们以为是整个文件中最重要的、肯定教会使命的段落中：“我们明显看到，为正义而行动以及参与改变世界乃是福音宣讲的建设性特征，亦即教会使人类脱离任何压迫的局势、获得解救的使命”（《世界正义》6号）。

为正义而行动乃教会使命的“要素性特征”，这样的定义在教会以往相关文件中未曾见过。主教会议与会的某些教长为此欣喜望外，另有些则抱着怀疑的态度。事实上，定义中的“要素性”这个名词曾引起广泛的议论。且不论采用其他什么婉转的用语，“要素性”这个词汇毫无疑问有其无可争论的特征：不努力促进正义，就不会有真正且完整的福传^[6]。

这句话，就如我们在谈论《八十周年》公函时指出的，应依照梵二大公会议教会学的角度来解读。根据这个教会学，促进正义的使命不单是圣职人员的职责，一如一向所认为的，而是整个教会的职责。如此才能够更妥善地认同教会为世界正义奋斗的价值。以正义之名基督信徒可与其他国民和团体往来接触，同那些与基督信仰观点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进行对比。

由于确立《世界正义》这道文献所肯定的中心要旨乃属必要，所以我们宜遵循圣经进行扼要但密集的反省，目的在于建构一个该牢记的概念：“以信仰的眼光所透视的当今世界局势，召唤我们深切体认基督信仰的真谛和它的迫切要求，好能回归这个信仰讯息的本质”（《世界正义》II，35号）。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见地，它承认与现实接触足以帮助我们发现基督信仰讯息的真谛，这个真谛乃是教会为履行其使命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泉源。

这道文献又明确指出教会使命中的哪部分属于整个教会，而哪部分才属于教会内部特定的成员。教会既是“宗教信仰和圣统的团体”，其职责不是给世界问题提供具体解决之道，而是要维护并促进人性尊严和基本权利。的确，不正义总导致侵犯这些权利。教会成员既然是“公民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有“如同其他国民一样的权利和义务缔造公益”（《世界正义》II，38）。基督信徒不但以社会公民，更以负有教会使命的身份参与缔造公益。

从以上所说的已经显示这道文献的重要性，但我们还要提出其中两个要点。第一个，文献至少从两方面不断强调教会的见证；教会既透过许多成员的行动，又经由对内部成员权利的尊重来作证（《世界正义》III）。第二个，文献中我们看到一个很具创意又具先导性、攸关发展权利的声明。这个权利被定义为“所有基本人权彼此间的活力交融为用；而那些基本人权乃是个人和国家的期望赖以建立的基础”（《世界正义》15号）。十五年后，1986年联合国大会即以此为对象隆重发表发展权利宣言^[7]。值得一提的是，保禄六世教宗早在他的《民族发展》通谕中已定义真正的发展乃是“每个人和众人都能从不很人性的处境进入更具人性条件的过渡”（民族发展20号）。

从1971至2021年

上述两道文献公布至今已五十年。我们特地烘托出它们对教会社会传统教导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些贡献和进步受到之后各有关文献实际的采纳吗？答复是肯定的。后续相关的文献无疑接纳了它们，但没有以众所期待的应有力度予以重视。

首先，世界主教会议文件所阐明的很快便激起理论上的疑惑和实际执行上的困难：有人觉得这样的思想难道不会把教会的使命缩减为仅在促进世界的正义吗？而那些接近革命运动的团体和个人的态度难道不是走得太过头了吗？其实，在这喧嚣纷乱的年代产生类似的问题并不足为奇。然而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这些问题也正显示教会的生命力，但从一开始教会就并不握有回应实际需要的切确方法。

无论如何，这些困难促使保禄六世教宗决定接下来一届世界主教会议的主题为传播福音。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用意乃在将传播福音作为一个门框，然后把缔造一个更合乎正义的世界的任务置入框内。1974年那届世界主教会议所讨论的以及会后保禄六世教宗所颁布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劝谕，不但再次明确肯定传播福音的使命乃教会的特质^[8]，同时也明示促进人的发展与基督信仰所宣讲的得救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自就职起，即极度关切教义方面的事务，他的关切展现在他所颁布的社会议题文献中。在这些文献里他特别提到资本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传统冲突，这些冲突早已明列在他的几位前任教宗公布的文献中。这可以从他两道伟大的社会通谕，即《论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和《百周年》（Centesimus annus）两通谕中得到证实。同样的关切也隐含在他专为论述各民族发展的《论社会事务的关怀》（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谕中。

本笃十六世教宗也以教义、特别是神学上的贡献著称。没有任何一位教宗能像他那样，能够在信仰天主和人的真谛这两大真理中探求教会社会思想的根源。只要观察到呈现在他《真理中的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通谕中的那些直觉便一目了然。伟大神学家如若瑟·拉青格者，他的天赋秉性流露在他作为本笃十六世教宗的训导中，启发了他主要著作的思想。

在这两位致力于教会训导，也就是着重于来自天主并以之光照每个人的真理的教宗之后，教会牧灵的愿景重新展露在教宗方济各身上。在他的著作中，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所推动的牧灵观点再次出现，而牧灵这个名词也曾引起不少批评。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说：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两位教宗比较注意“什么”，而教宗方济各则侧重于“如何”；前两位教宗比较倾向于演绎法，现任教宗则喜欢归纳法^[9]。

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两位教宗最重要的文件很少涉及我们正在谈论的1971年那两份文献。同样地，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所要、并在他去世后才问世的《教会社会训导概要》（Compendio della dottrina sociale della Chiesa）亦如此。这部书反映了这位教宗的社会思想。

教宗方济各就任后他的走向又不同了：他颁布的《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劝谕^[10]对1971年世界主教会议发出了共鸣。这道文献被视为这位教宗领导普世教会的纲领；而《八十周年》公函所提出的理念也重新出现在《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通谕^[11]中，即使这道通谕谈论的与《八十周年》公函所强调的主题有相当的差别。

教宗方济各：从1971年的世界主教会议到《福音的喜乐》

“教会的使命”与“提升人的价值和改变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宗方济各的《福音的喜乐》劝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道劝谕是教宗方济各为总结本笃十六世教宗任内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讨论而颁布的，那届会议的主题是《为传播基督信仰的新福传》。毫无疑问，这道新劝谕显示了其不但与1971年世界主教会议文献的思想一致，也与1975年世界主教会议的《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劝谕的思想吻合。这样的吻合并不仅出现在这几道文献的标题上而已：《福音的喜乐》援引保禄六世教宗的劝谕达十三次之多，而且出现在极为不同的行文段落中。这让我们相信保禄六世的劝谕提供给教宗方济各编写整部《福音的喜乐》的灵感。在诸多援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在第四章以“福传的社会层面”为标题的那部分。

当然，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曾推动新福传的工作方案，但他强调的是“新”。本笃十六世教宗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同样也以新福传为要旨。然而，我们并没有在这两位教宗推动的新福传中发现教宗方济各如今强调的传播福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福音的喜乐》劝谕第四章开头便声明“传播福音使天主的国体现在我们的世界里”（劝谕176号）；更在提及《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之后强调：要是社会方面的事务“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就有损及福传使命真正和完整意义的危险”（同上）^[12]。教宗方济各意在强调两个特别迫切的社会问题，即把穷人纳入社会问题中，并推动和平及社会对话（参见《福音的喜乐》185号）。

要是我们把教会努力“将穷人纳入社会事务层面”与《福音的喜乐》第二章“团体承诺的危机”所举发的“排斥性的经济”联结在一起，即可以发现教会这项努力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种排斥性的经济不但剥削和压迫穷人，也排斥他们（参见《福音的喜乐》53号）。这种立场上的对立清楚指出教会今天必须面对的是什么挑战：在一个排他性的世界中接纳穷人乃是教会的核心使命。因此，平信徒的使命正是“改变现世的诸种现况，好使人类的活动得蒙福音的改造”，以致“没有人会感到被排除在关怀穷人和社会正义之外”（《福音的喜乐》201号）。为达致这个目标不但需要规划出应急的配套方案，更需要“根本解决导致贫穷的结构性原因”（《福音的喜乐》202号）。

人民的呼喊获得1971年的世界主教会议主教们非常大的共鸣，而今更重现在《福音的喜乐》行文中。这个呼喊催促教会和其成员肩负起责任，因为事关他们的身份和使命的基本面向。

教宗方济各：从《八十周年》公函到《爱的喜乐》

虽然《福音的喜乐》劝谕多处提到“分辨”乃教友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找出自己具体承担责任方式的方法^[13]，但在《爱的喜乐》劝谕中“分辨”才显出其重要性。《八十周年》和《爱的喜乐》两文献所谈论的固然彼此不相关，但两者都谈及分辨，所以我们对此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分辨被视为在当今政治责任和婚姻议题如此复杂的世态中，活出基督信仰的关键。

《爱的喜乐》首先是对爱、对人性之爱和以信仰的眼光活出的爱的礼赞。但如此崇高的视野不能忽略人生展望前景所处的现实环境。这使得教宗方济各不能不面对攸关教会生活的问题，例如许多男女成对生活在不正常关系中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此处我们无法涉入这些处境的细节，但教宗方济各的愿景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愿景出现在《爱的喜乐》倒数第二章，它的标题非凡地表达了该章所概含的建议：“陪伴、分辨及人性脆弱的整合”。简言之，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复杂性，普遍的规则虽然不失其价值，但单凭它是不够的，更需要分辨（参见《爱的喜乐》304-306页）。分辨意味着“细致地工作”，深入探求慈悲的天主期待具体的人在他具体的生活环境中该做的事。

教宗方济各深知他开启了一个教会内许多人并不以为然的孔道。为此他援引常因过度执著于法律规章而被遗忘的教会传统教义的要点：切记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有关婚姻所提出的“渐进律”（参见《爱的喜乐》295号）；勿忘圣多玛斯·阿奎那的教导，辨别一般性原则和这类原则应用在特殊事况时出现的出入（参见《爱的喜乐》304号）；重视国际神学委员会有关自然法的声明（参见《爱的喜乐》305号）等等。

教宗方济各知道他并非在提出一个新的教导，而在重新强调关心人性脆弱的方式。正如巴尔多禄茂·索尔杰（Bartolomeo Sorge）神父所说的：“教宗方济各的新意不在与教会过去的训导决裂，而在以天主的现实主义眼光进一步深入了解过去的训导”^[14]。

结论：承先启后

我们所记念的这两道颁布五十周年文献的新意不能被低估。它们在保禄六世教宗竭尽全力推行梵二大公会议决议之下，终于将大公会议的伟大远见具体地体现出来。《八十周年》公函和以世界正义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文献大大增进了我们对教会使命的认识，例如基督信徒参与政治和为正义而奋斗的职责。这类使命直到那时尚鲜少为人所知。

五十年后，出现了阔步迈进的新机遇。如今已非1971年代，需要回应新时代的需要。教宗方济各以他的感性和身为拉丁美洲耶稣会士的陶成经验，终于找到了回应后梵二大公会议时代需要的论据。他认为教会的社会训导并非一堆食古不化的训诲，而是正视时代质问并在信仰滋养下不断更新的教导。这个看法终于获得肯定。

鉴于教会的社会训导始终处在跟进时代需要的状况中，教宗方济各通过强调它的三个方面为使它更接近其目标：1）把社会训导与宣讲天国的福音紧密连结在一起；2）使社会训导更为具体，更切合社会多元差异的事实，因为“事实比理念重要”；3）责成社会训导以不断研究和分辨的态度前行，因为时间优于空间。《愿你受赞颂》和《众位弟兄》两道通谕可以充分证实教宗方济各的这股冲劲。

 

1. 这两道文献的介绍是根据我们所写的《Doctrina social de la Iglesia. Una aproximación histórica》一书, Madrid, Ediciones Paulinas, 1998, 397-457. ↑

2. 《八十周年》宗座公函是保禄六世教宗为纪念《新事》通谕颁布八十周年而写给圣座教友及正义与和平两个委员会主席莫里斯·罗伊（Maurice Roy）枢机主教的。 ↑

3. 保禄六世教宗为了回应梵二大公会议与会教长们欲与教宗在普世教会牧灵工作上进行更密切合作的心愿要求，引据了教会古代的经验，于1965年9月15日以颁布《宗座关怀》（Apostolica sollicitudo）手谕而创设了世界主教会议机构。 ↑

4. 参见 Sinodo mondiale dei vescovi, La giustizia nel mondo (GM), sulle nuove responsabilità della Chiesa nel campo della giustizia (30 settembre – 6 novembre 1971). ↑

5. 这是最后一次由世界主教会议本身来通过会议结束文件。此后，主教会议选择另一个方式，即将会议结论议案交由教宗从容审阅，撰写一份会议结束文件。这个方式减少往后各届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议程的压力，得有更从容的时间讨论议事。 ↑

6. 解释这句话的意义也必须注意到拉丁文表达上的模棱两可，以为它缺乏冠词（dimensio constitutiva）。如果写成（una dimensione costitutiva）应该更正确，一如其他语言采用的：该文件原始语言法语冠以不定冠词（une dimension constitutive），西班牙同（una dimensión constitutiva），英语亦如是（a constitutive dimension）。至于意大利语则省略定冠词“la”（come dimensione costitutiva），但其意义与使用不定冠词“una”同。 ↑

7. “发展权利乃不可剥夺的人权，因着这个权利每个人和各民族得合法参与、贡献并受惠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在发展权利中所有的人权和一切基本自由得以完全实现”（“发展权利宣言”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41/128号决议案第1条）。 ↑

8. 文献清晰明确表达：“事实上，传播福音乃教会的恩宠和圣召，是教会最贴切的身份。教会为传播福音而存在”（《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14号）。 ↑

9. 参见M. Czerny – C. Barone, Fraternità segno dei tempi. Il magistero sociale di papa Francesco,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 Ed. Vaticana, 2021, 53-76. ↑

10. 参见 Francesco, Esortazione apostolica Evangelii gaudium sull’annuncio del Vangelo nel mondo attuale, 24 novembre 2013. ↑

11. 参见 Id., Esortazione apostolica Amoris laetitia sull’amore nella famiglia, 19 marzo 2016. ↑

12. 参见 I. Camacho, «La moral social en “Evangelii gaudium”», in Corintios XIII, n. 149, 2014, 111-135; L. Lorenzetti, «La dimensione sociale dell’evangelizzazione», in Rivista di teologia morale 46 (2014) 31-37; G. Villagrán, «La dimensión social de “Evangelii Gaudium”», in Proyección 61 (2014) 177-194. ↑

13. 参见 A. Villas Boas, «A dimensão social da evangelização na “Evangelii gaudium” e o discernimento da caridade», in Revista de Cultura Teológica, n. 84, 2014, 13-25. ↑

14. B. Sorge, «A proposito di alcune critiche recenti a papa Francesco», in Aggiornamenti Sociali 67 (2016) 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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