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与石油危机下的中东地区
发布日期:2022-08-08   |    作者:公教文明

iStcok.com/wael alreweie

  • 经由 乔瓦尼·塞尔(GIOVANNI SALE S.J.) 
  • 2022年8月8日

 

在过去两年中, 新冠病毒引起了世界秩序的大变局。首先,大流行病不断催生攻击性越来越强的新变种,已在各国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使疫苗供应短缺的地方受到尤其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气候危机导致的影响和担忧与日俱增,不仅激发了该领域活动家倡导的“生态运动”,也唤起了政界、商界和生产界人士的积极参与。2020年春季,因新冠危机引起的石油价格崩溃冲击到一些重要的石油生产国的利益,此事引起了极大关注。

据一些分析家称,由于大流行病,全球变暖引起的生态危机和随之而来高达50%的油价暴跌,这些原因促使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于2020年夏季至12月期间与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对此,本刊已有所关注[1]。虽然该协议有明显的圣经参考,但事实上并不涉及宗教问题,而是为了弥合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之后形成的中东历史裂痕:随着中东政治乱局的开启,各种冲突、流血事件和恐怖袭击在过去的70年中连绵不断。

该协议是在美国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指导下达成的,随后也得到了其白宫继任者的“祝福”。以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生产国领导人在意识到石油资源的经济劣势之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加快促成了协议的签订。虽然年轻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是主要策划人和支持者之一[2],但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利雅得(Riyad)最终未直接加入这项协议:现任沙特国王萨勒曼(Salman)是一个忠于宗教信仰的传统主义者,据说,参加签署该协议的提议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沙特阿拉伯拥有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两座清真寺(麦加和麦地那),是伊斯兰逊尼派宗教世界中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此外,几十年以来,它一直向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提供资助。

大流行病危机的出现导致了石油价格的暴跌,尽管后来有所回升,但它发出的信号不容置疑:为了解决全球变暖和减少对环境有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短期或中期内实现能源向可再生(非化石)资源过渡在所难免——这也是最近全球主要国家元首在罗马的G20峰会,特别是格拉斯哥的Cop26峰会上所确认的方向[3]

针对全球变暖,有关专家设定的上限是可比工业化前时期水平高出1.5摄氏度[4],一旦超过这个门槛,我们将无法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性和不可逆转的影响, 如:海平面上升、沙漠化、及极端和不可预见的天气事件等等。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以来,大国首脑终于对这些威胁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制订了温室气体排放的限量,并为全球变暖设定了上限。2019年11月,特朗普总统退出该协议的举动令大部分美国公众大失所望。尽管他宣称此举是以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实际上无非是为了取悦于投选他的煤矿工人。2021年1月21日当选的新任总统拜登在继任后随即重新加入了《巴黎协定》:他在总统任职期内的首项举措便是兑现自己在竞选时做出的这一承诺。

由此可见,希望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必须提前筹划“能源转型”,利用其主权财富基金巨大财政资源的优势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进行投资。这对于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来说更为如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们必须大规模收购“绿色”技术以色列恰恰是该地区技术领域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述协议的政治经济原因。

油价和《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

针对2020年春季油价崩溃的问题以及近年来的气候危机和全球变暖[5]对《亚伯拉罕协议》的影响,阿拉伯学者吉尔∙凯佩尔(Gilles Kepel)在其《先知的回归》[6]一书中进行了详尽分析。他报告说,2020年3月6日,当大流行病危机仍处于初发状态时,为了解决已严重影响到全球化石燃料出口的石油危机,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俄罗斯的特别参与下于维也纳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利雅得和莫斯科为首府的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达成一致协议,决定共同对抗美国在开采领域的霸权(石油日产量占世界总数的15%,它的两个竞争国分摊12-13%),限制它在各个世界战区(尤其是俄罗斯所在的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

美国在最近几年中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这一已为众人所知的事实使之从过去的“黑金”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石油出口国。难怪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的政治策略倾向于放弃中东这一地球上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方,以结束所谓的“沙漠战争”。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将不再以中东为战略要地,而是把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人员及装备转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区,为遏制他国张而展开一轮新的博弈。出于同样原因,美国军队在驻扎阿富汗长达20年之后,最终以不顾一切后果的形式于2021年9月初进行了“灾难性撤军”。

回顾2020年的维也纳会议,与会的俄罗斯代表宣称克里姆林宫决定“增加俄罗斯的石油产量,使每桶价格下跌至页岩的税费以下,以此挫伤德克萨斯州和阿拉斯加的美国石油公司”[7]并将其挤出市场。在莫斯科的要求下,沙特阿拉伯被迫接受以增加石油产量弥补价格下跌的战略。于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在3月份降至每桶32美元,其跌幅为50%[8]。2021年,原油价格重新回升,在10月份达到每桶80-82美元[9]。此次低油价风波使中东和北非石油出口国损失惨重,它们本已疲软的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在接踵而来的新冠大流行病危机中,这些国家继而遭受了巨大的生命损失。

2021年11月初,美国总统就石油问题敦促“黑金主人”增加原油产能并控制石油价格。对此,他以谴责的口吻指出:“在世界各国陷入困境之际,Opec Plus无意将其实力投注于全球复苏”[10]。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沙特卡特尔在疫情封锁的几个月里的减产协议使美国原油价格上升了60%。

回想2020年春季,相继而至的大流行病和油价崩溃沉重地打击了大多数中东国家,同时削弱了它们的政治框架和经济增长。对此,凯佩尔(Kepel)写道:“在产业发展已经减速的现状中,公民社会进一步受到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锐减的威胁”[11]。这位学者表示,这一冲击尤其伤及阿拉伯世界较为薄弱的国家。根据国际世界基金组织(IMF)7月份的估算,这些国家的实际收入损失总额达2700亿美元。与此同时,最强大和最有凝聚力的国家却从中看到了新机遇, “不断发起军事挑衅和意识形态复兴,竭力从波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动荡局势中牟取暴利”[12]。在这些从阿拉伯产油国危机局势中获益的国家中,土耳其首当其冲。埃尔多安总统试图借此局势谋求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区域霸权,只是在最近时期,这种努力因内部冲突和叙利亚战争而受到极大阻碍。

土耳其及其“新奥斯曼”政策

阿拉伯国家的危机为土耳其提供了与俄罗斯一起成为地中海和中东政治舞台主要角色的良机。一方面,土耳其基于安全理由(即反对库尔德人)对土叙边境提出有关领土的要求,借机加强在这个战略重地的军事部署,以便在可能发生的和平谈判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应的黎波里政府当局的要求,土耳其出兵利比亚,以便抗击受俄罗斯、埃及以及法国暗中支持的昔兰尼加统治者哈夫塔尔将军。因此,土耳其不仅实现了在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霸权,而且还控制了那里的重要油田。如今,土俄军队遍布利比亚:俄罗斯向昔兰尼加和费赞省派遣了雇佣军,土耳其则占领了该国北部地区。土俄两大势力之间的这一关系被一些学者称为“联合性竞争”[13]。事实上,两国的介入在发生短暂的武装冲突之后起到了某种“冻结”危机的效应,“同时成为利比亚国内两党争夺权利的主要支持者”[14]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土耳其意于将其影响力扩至地中海南部,它在利比亚的军事存在是对近期“奥斯曼强势”崛起的地缘战略需求的明确回应。这一举动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鉴于该地区因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对华盛顿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美国希望制约北约盟国在这个势力范围内的政治影响[15]。然而,石油贫乏的土耳其却反而借机出兵储油丰富的利比亚,并顺势勘探地中海海底天然气储藏。

2019年11月,作为对土耳其武装干预的补偿,时任的黎波里政府领导人的塞拉伊与埃尔多安确定了一个“专属经济区”[16]。但是,这一对土耳其极为有利的协议却使希腊和塞浦路斯的海域主权受到侵犯,引发了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外交争端。由于埃及和以色列所宣称的“水域”也被卷入其中,这种纠纷甚至可能会导致未来武装冲突的发生。

另外,土耳其还控制着从亚洲和非洲通向欧洲的两条主要非法移民路线,其一穿越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其二通过利比亚海岸。这使安卡拉有机会以新帝国主义,亦称新奥斯曼的要求面向地中海区域,并利用“打开非法移民水龙头”的威胁来牵制欧盟。迄今为止,欧盟已被迫为控制移民“走廊”支付了60亿欧元的巨额资金。

2020年7月24日,作为土耳其再伊斯兰化雄伟规划的一部分,被现代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改为博物馆的圣索菲亚清真寺重新成为举行穆斯林礼拜的宗教场所。这一动作的另一个目的是象征性地展示奥斯曼-土耳其的霸权,旨在取代两个主要清真寺所在国沙特阿拉伯,成为在全世界15亿穆斯林中约占85%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主导国。也就是说,埃尔多安的野心实际上是恢复伊斯坦布尔的“乌玛”(Umma)地位,使之重新成为信徒团体的世界首都。然而,达到这一目的将远非易事:事实上,能够有幸从文化、语言和宗教的角度代表全球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将是“阿拉伯人”,而不是“土耳其人”。

新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

与我们以上讨论的情况相交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退出中东:这一由奥巴马开启的进程在特朗普和拜登时期日渐递增,最近期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美军撤离阿富汗。虽然这一举措应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判断,但其实际效果显而易见:事实上,它便于美国战略家将人员和设备“重新部署”到印度-太平洋上,重组对美国利益更有战略意义的新抵抗战线。

关于美军的撤离,地缘政治学者达里奥∙法布里写道:“毋须置疑的是,这个超级大国在一个对世界霸权竞争并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中亚国家竟然滞留如此之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美国人二十年前的举动本来就很荒唐,在那里的每一天都只会使他们愈显卑鄙”[17]。法布里继续说,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将平息阿富汗的棘手问题留给自己的对手,使这片“以非常具有挑战性地形特征”[18]的领土成为不同好战民族之间的争地。新竞争者可能是担心阿富汗将影响巴基斯坦这一新丝绸之路重要环节的国家,也可能是不希望留下边境缺口的俄罗斯,或是有意插足这些地区的土耳其和伊朗。

回到本文的主要问题,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退出中东的行动必然会产生积极影响,推动阿拉伯国家以更现实的态度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这一退出所促生的区域新动态已使近年来的各种模式受到质疑,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确定性似乎也被削弱。举例来说,在谈及《亚伯拉罕协议》中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对这个地区的意义时,这位社会学家解释说,尽管更深层次的动机因国家而异[19],但“总的来说,这些协议扫除了以往的一个结构性决定因素,那就是持续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冲突。显然,我们可能会谴责阿拉伯兄弟对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背叛,但在许多方面,这种动态可能会使他们从中受益,因为它将促使新一代巴勒斯坦人重新思考自己对‘宿敌’的态度,脱离阿拉伯的操纵”[20]

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因未曾经历以色列国建国事件而具有较少情感投入的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告诉以色列人,在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并有权享有一个正常的 “双民族方案国家”,以确保向所有人提供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21]

通过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许多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将主动权在某种程度上拱手让给了其对手,由于这个原因,结果如何尚待明了。到目前为止,考虑到现实情况,以色列的选择非常有限:“或是同意建立一个双民族国家,或是不得不将巴勒斯坦人赶出西岸和耶路撒冷,对他们施行永远的镇压。无论选择哪种方案,犹太国家目前的良性基础都将被打破”[22]

因此,阿以冲突将在《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得到彻底的重新定义,而这次也将超越阿拉伯国家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多次阻止一切解决方案的操纵和要挟。这将有助于解决70年的巴勒斯坦斗争。此外,这一斗争似乎已不再是激起阿拉伯公众热情的焦点,不断“升温”和复苏的是更具体和偶然的主题,诸如涉及消费品价格上涨、工作和健康保护等问题的经济性要求以及在政治和公民领域对自由的更大呼声。

今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新的中东愿景是不再有令人尴尬的美国干预,中止长年来由意识形态造成的巴以之间的频繁冲突;最后,在一个更遥远的时期,实现一个脱离石油的中东。这虽然听似天方夜谭,却代表着我们的良好期望。

 

  1. 参见D. Neuhaus, «Israele e il Golfo: pace o soltanto prosperità?», in Civ. Catt. 2020 IV 155-167. 

  2.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因在美国新政府发布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被起诉杀害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而不再被华盛顿视为可靠的对话者。与对沙特阿拉伯更为有利的前一届政府相比,美国新政府国务院在国会的支持下实施了更加严格的人权标准。 

  3. 在2021年11月1日至12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大会上,来自地球上一些小岛屿的代表们发出了令人震惊的呼吁,他们向所有国家宣告了这些“岛国”的危险处境:“如果不阻止全球变暖,我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参见M. Perosino, «Rischio estinzione», in La Stampa,7 novembre 2021. 

  4. G20峰会在2021年10月31日的公告中宣布,与会国家预计将全球平均气温与工业化前时代相比的上升幅度限制于1.5摄氏度的范围之内。《时代》(Die Zeit)杂志的约翰娜∙罗斯(Johanna Roth)评论道,这种说法“有些华而不实” ,“由于不存在关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和方式的具体规定,它的意义有待在落实中得到确认” (J. Roth, «Il vertice del G20 rimanda le decisioni sul clima», in Internazionale,5 novembre 2021, 18). 

  5. 国际气象组织(WMO)在2021年10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七年是自有科学温度记录以来最热的年度。这份报告于10月31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会议上发布,与会的主要国家首脑展开了以不同目标和目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对于地球的未来,报告的结论相当悲观:“大气中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浓度和相关的累积热量已将地球推入将对今世和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未知领域。生态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中,这种退化将有增无减”(www. corriere.it/foreign/21_october_32/climate-last-7-years-hottest-ever)。 

  6. 参见G. Kepel, Il ritorno del profeta. Perché il destino dell’Occidente si decide in Medio Oriente,Milano, Feltrinelli, 2021, 26 s. 

  7. 同上。 

  8. 同上。 

  9. A. Lombardi, «Gli Usa contro l’Opec: “Produca più petrolio o metteranno a repentaglio la ripresa”», in la Repubblica, 5 novembre 2021. 

  10. 同上。 

  11. G. Kepel, The Return of the Prophet…, cit., 27. 

  12. 同上。 

  13. G.Breccia – S. Marcuzzi, Le guerre di Libia.Un secolo di conquiste e rivoluzioni, Bologna, il Mulino, 2021, 410. 

  14. 同上。 

  15. 美国没有原谅埃尔多安在2019年从莫斯科购买地对空导弹“S-400”的举动。作为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本应通过向盟国购买新技术来扩大自己的军事武装。基于这种原因,华盛顿后来拒绝向土耳其提供世界上性能最高的隐形战斗轰炸机F-35,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则通过缔结《亚伯拉罕协议》得到了购买F-35战斗机的批准。参见G. Kepel, Il ritorno del profeta…, cit., 16. 

  16. 2019年11月,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签署了一项关于海域边界的协议。作为一项防御措施,这使北非海岸与安纳托利亚相通,为埃尔多安打开了通往“黑色大陆”的大门。事实上,对土耳其来说,利比亚是通往非洲,特别是中非和东非的主要门户,安卡拉在那里的经济和商业渗透仅次于中国。参见 www.limesonline.com/accordo-turchia-tripoli-libia-mediterraneo-orientale/116663 

  17. D. Fabbri, «Dopo il ritiro», in www.limesonline.com/notizie-mondo-questa-settimana-Afghanistan/; Id., «Via dall’Afghanistan. O della palingenesi dell’America», in Limes, n.8, 2021, 51. 

  18. 同上。 

  19. 杨指出,除了已经签署协议的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阿曼是其他已经与以色列具有非正式关系的国家。他认为,这种关系很可能在近期内正常化,甚至正式化。以上因素将为该地区的稳定提供保证。 

  20. M. Young, «Au Moyen-Orient, les cartes sont rebattues», in www.courrierinternational.com/article/analyse-au-moyen-orient-les-cartes-sont-rebattues 

  21. 以色列作家Abraham B. Yehoshua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解决方案已经变得不可行:“20年来,撤离定居点已愈加不可能[…]。分割是不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共同生活[…]。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如何治愈种族隔离的观点。我指的我们从西岸撤出加沙地带:本来可以用来建造摩天大楼的卡塔尔资金,却被用于建造隧道和导弹” (Sh. Nizza, «A. B. Yehoshua: “Vi racconto il mio ultimo capitolo”», in la Repubblica – «Robinson»,6 novembre 2021). 

  22. M. Young, «Au Moyen-Orient, les cartes sont rebattues»,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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