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今日是任延黎教授的七七，“在一个随时可能触犯红线的领域，他的意见能让各方重视并接受，殊为不易。他不轻易表态，但在天主教很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我们总能看到他和王老师精辟公允的评论和善意提醒，话不多，可句句切中要害；他很勇敢也很机智，善用归谬法把各种不正常的现象推向极致，让错误一目了然，让各方都能在其中得到启发。”

 

“老顽童”是我对任延黎老师的称呼，任老师率真、幽默、多才多艺，对世界充满好奇，对美善充满热爱，真可谓“心底有天地，率真如少年”。我和他认识是在2001年美国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那时我刚到驻地，接待方告知驻地附楼一楼办公区域有机房，可以上网发伊妹儿给家人报平安。于是我在那里遇到了同是中国来的高大中年男子，他也要给家人发邮件，只是操作出现了问题，自我介绍之后，才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主教研究专家任延黎老师，他的中国天主教和梵二会议的著作文章可都是我们做论文的必备参考书目呢。我们彼此狠狠“嘲笑”了一番心急火燎给家人发信的对方，从此我叫他“老顽童”，因为他说自己很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自那之后，在各类相关会议或其它场合，我经常见到他和王美秀老师，只要有任老师在场，气氛总是热烈的、活跃的。

老顽童是基督教学术研究界内罕见的大玩家，歌喉了得，小提琴拉得悠扬，拍照也是玩专业相机的，年轻时还是运动场上的健将，当然少不了对美景、美食和美酒的研究；烟酒不分家，我们在罗马或那不勒斯等地一起开会的时候，他常常玩“失踪”，这时在某个犄角旮旯的吸烟点，准能找到猛抽几口的他。记得某年在那不勒斯开会，主题是徐光启-利玛窦和中西交流，传信部前部长、那不勒斯总教区主教塞佩枢机在主教府设宴招待，参会者中有当时的传信部次长韩大辉总主教，任老师和韩主教都是幽默感极强的人，意大利语流利，席上各种笑料不断抖出，气氛热烈；兴致所至，两人一展歌喉，合作了《我的太阳》，之后又端着酒杯唱了《祝酒歌》和其他名曲……气氛嗨翻了。北京的宗教学术界有几对著名的伉俪，在生活和学术上珠联璧合，令后学们艳羡敬仰。老顽童和王老师就是其中一对，夫妻俩生活精致，学术成果斐然。老顽童在米兰进修学习多年，颇得时尚之都之精髓。因此，我常和他打趣，希望跟着他逛街购物让他当参谋，他总是豪迈地答应，遗憾的是，每次会议总是行程紧张，完美错过这样的机会。  

老顽童生于延安，“延安、黎明”，名字很直白地透露出革命家庭的出身背景。但是这个身份并没有带给他什么“红利”，照样被下放农村劳动，在乡下中学教书多年，之后到宗教所读研工作，选择了天主教和中梵关系研究。由于世界宗教所的招生名额有限，世宗所的研究员们指导研究生的机会凤毛麟角，任老师也同样如此，对于一个喜欢热闹、提携后进的人而言，“徒子徒孙”太少，实在可惜。

老顽童语言犀利、谈锋甚健，但属于那种身有傲骨之人：绝不会为了某个机会或名利去曲意逢迎，也不吝于表现出“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姿态——感觉为那些无聊的事务牺牲享受生活中美善的时间，对他来说太不值得。在专业领域也是如此。在一个随时可能触犯红线的领域，他的意见能让各方重视并接受，殊为不易。他不轻易表态，但在天主教很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我们总能看到他和王老师精辟公允的评论和善意提醒，话不多，可句句切中要害；他很勇敢也很机智，善用归谬法把各种不正常的现象推向极致，让错误一目了然，让各方都能在其中得到启发。

老顽童是北外意大利语本科，社科院世宗所宗教硕士、米兰圣心大学历史博士，曾任中国社科院世宗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是宗教学界最早系统研究罗马天主教会、中梵关系和梵二会议的专家，学术单位的权威性、共产党员的标签以及留学意大利的身份的加持，再加上专业领域的深耕和发表、独特正直的个性，使得他在中梵关系领域的观察和评论有特别的分量。能同时获得中梵双方的认可和尊重，在学术界着实难得。

在他葬礼上，社科院世宗所对任老师的行述中有这样的盖棺定论：“任延黎同志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挚爱自己所从事的宗教学研究事业，在科研工作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于探索真理，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他的离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宗教研究领域的巨大损失！”（后附全文）

梵蒂冈《信仰通讯社》也第一时间对任老师的去世做了报道，“近几十年来，对天主教学者和长期从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事务的圣座成员而言，任教授与同为从事现代和当代基督教研究的夫人王美秀一起，还是令人振奋和深受赞赏的对话者。”……“任教授以极具预见性和洞察力的视角指出，‘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本身’……‘如果想在天主教信仰中得到保存，就不能铲除与教宗的圣统制共融关系。”

另一份媒体《亚洲新闻》也高度评价任老师的地位，称他是“最重要的中国天主教专家之一。任延黎对意大利和天主教的了解，使他能够与梵蒂冈负责对华对话的人士，包括重要的枢机主教进行频繁而深入的接触。一位熟悉这一领域的中国神父向我证实，任延黎因其真诚、热忱和坚韧而在中国和罗马赢得了尊重和信誉。”该文的作者显然是中国通，他对任老师的评价非常到位，他说：“任延黎是一个调解人，一个团结而不分裂的人。他所涉足的领域也并非没有陷阱和困难。……他努力帮助中国官员理解‘天主教徒不是新教徒，因此你不能把教宗从他们身边夺走’”。

中国天主教或中梵关系之间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我总是期待能“听”到老顽童和王老师的声音，周围不少朋友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他深受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的神长教友的尊重，不少年轻神职和他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十多年前，老顽童见到我得意地说：我可是利玛窦家乡马切拉塔教区和你们上海徐光启的两个列品委员会里的历史顾问，同时被双方受聘的顾问，可只有我一人哦！可不是，2008年，上海教区开教400周年纪念会，他是金鲁贤主教的特邀嘉宾；2011年金鲁贤主教亲自点名，邀请任老师为徐光启列品筹备委员会的历史顾问，所有顾问中，只有他是非教友，真是非同寻常。

最近七、八年，老顽童因为骨髓疾病的治疗，加上长期的糖尿病史，相继引发冠心病和心衰等身体问题。相关场合都缺少了老顽童的身影，气氛不免寡淡很多。我猜想，不仅因为病痛不便，也因为自尊，他不愿意将自己的病弱一面呈现给大家、也不愿意因此受到特别地对待，或者说，他更愿意让世人记着自己自如潇洒的那一面。

在王老师的亲力亲为、全身心照顾下，精心选择并不断调整的医疗方案产生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老顽童需要定期检查、治疗或配药，疫情管制这三年，他俩从医院出出进进，相携走过了难以想象的艰难过程，但一切指标都在相对正常范围。不料，最后一次治疗住院，医院不再有核酸要求，病房里阴阳病人混杂，老顽童和王老师在住院期间相继感染阳性，转阴出院后，狡猾的病毒却把老顽童的肺部感染了……。疾病和疫情，无情地剥夺了老顽童的诸多乐趣。王老师说：他最后连对最爱的奶油蘑菇汤都不再有兴趣，我恨死这个疫情了。

6月30日，那个周一我没留意微信；7月1日上午，我相继得到上海的田文栽和北京的老顽童离世的消息。如今的微信朋友圈不缺坏消息，但这两个消息让我的悲恸至今难以平复。虽然无论在哪个时代，个体都是自己命运和苦难的唯一承载者；有自尊地生活，善意对待他者，不攀附权力者——俨然已成稀缺品；我深知，这样的朋友少一个，周围世界上又少了一块敞亮之地。

“他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安息了。离开得很平静，很从容，先是嗜睡，后来医生说由于大脑缺氧，可能处于昏睡状态。他是在新冠感染一个月后离开的。他长期患病，化疗，卧床，导致免疫力低下，虽然住院期间，一发现阳性，就服用辉瑞，约9天就转阴了。他当时已没有多少力气。想回家。回家10天又入院，常常嗜睡。CT后发现已是大白肺。医生通知我他只有一、二天的时间了。他的生命延续了五天。最后精疲力尽，平静地从容地离开了这个纷扰的世界，他已无话可说。

对他的最后几年，他和我都尽力了！他的离去，我们都理解。生活还要继续。我会从相依有伴的生活状态中逐步走出来。我还是比较坚强的！对吧？相信我。”

每读一次王老师发过来的上述文字，我的眼睛就湿润一次。嗯，这就是老顽童的最后时刻：带着尊严、平静从容地离开。正如意大利媒体所言，“任延黎不仅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我们尊敬的朋友，而且他在我们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他的离去，一位长期从事当代，特别是中国背景下天主教会和天主教研究的中国学者，也随之离去”，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希望王美秀老师能振作起来，把在因照顾老顽童而沉寂的岁月里耽误了发表的观察反思，形成文字，和我们分享。世宗所前领导曾评价说：你们两个是1+1大于2；如今，你一个人也要继续活得像一支队伍，与大家同行。

2014年1月作者与任延黎与王美秀老师在徐家汇

 

作者朱晓红

2023年8月13日沪上大诚寓所

 

附中国社科院世宗所定稿的任延黎老师行述：

任延黎同志生平

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原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任延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6月30日12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任延黎同志，祖籍山西太原，1944年3月在延安出生于革命家庭。196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8年9月至1978年9月先在解放军农场锻炼，后在山东新泰县中学任教；1978年9月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81年7月获硕士学位；1981年8月入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83年6月至1988年6月就职于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1985年至1987年赴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进修。1988年6月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工作，曾任研究员、基督教研究室主任；2001年被圣心天主教大学授予博士学位，2004年11月退休。2005年5月，获得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钱皮授予的“骑士勋章”。

任延黎同志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挚爱自己所从事的宗教学研究事业，在科研工作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于探索真理，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任延黎同志长期从事当代天主教研究，著述颇丰，尤其在“梵二”研究、中梵关系研究等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代表作有《天主教知识读本》、《当代天主教》、《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译著）、《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主编）、《中梵关系研究》等，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数十篇。

任延黎同志坚持原则，热爱工作，爽朗正直，团结同志，提携晚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他的离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宗教研究领域的巨大损失！

任延黎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实事求是的优良工作作风和积极进取的人格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沉痛悼念任延黎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