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德里克 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2022年12月17日，教宗方济各签署了一项法令，其中肯定：利玛窦以“英豪的” 行为践行了基督徒美德，即，卓越而楷模般的（生活）方式，因此可推崇他受基督徒的“敬礼”^[1]。这是天主教会对利玛窦的首次正式承认，若是天主愿意通过其代祷赐予极大的恩宠，此后可能会有更隆重的认可，即被列品为真福和圣人。

利玛窦神父早已是一位知名人物^[2]。他是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实现了圣沙勿略（Francesco Saverio）梦想的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于1583年进入中华帝国并抵达首都北京；在1601年至1610年居京期间，他奠定了延续至今的基督信仰。虽然此前的几个世纪也曾有其他基督徒传教士涉足中国，但其工作持续时间都不长久，中国天主教徒因此将利玛窦视为中国福传的主要奠基人。

利玛窦的声望也与其传教过程中所遵循的方法紧密相关，即深入研究当时的中国语言及风俗、文化，他不仅因此而成为许多颇有名望的中国人的对话者和朋友，而且也在朝廷中备受推崇。不仅如此，由于自身坚实的西方科学与人文素养，他以其学识和智慧而成为令人钦佩和向往的对话者。当他去世时，他在北京的墓地经皇上圣旨照准，这是对外国人前所未有的礼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东西方之间持久对话桥梁的构建者。

然而，本文无意赘述这位耶稣会士广为人知的文化功绩，也无意重申其形象的当代性和历史重要性，当时中国于世界历史上占据如此决定性地位。否则就沦为陈词滥调。我们所要强调的倒是他的基督徒和虔敬见证，以及为其非凡经历提供支持的福音灵感：换言之，他的圣德。

利玛窦神父的圣德声誉源远流长

利玛窦神父的圣德声誉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产物，为给一位在历史及文化方面日益得到认可的人物戴上神圣光环。正如同时代文献所证明的那样，利玛窦神父的圣德声誉在他临终之际便已存在：1610年5月11日，得知他安息主怀的消息后，信友们纷纷涌向北京耶稣会会所，“于事无补的泪水化为称颂”，他们称赞“利玛窦神父的英豪品德，并称其为‘圣人和中国的使徒’。随后，他们纷纷提出要求，恳请一位精通绘画的同会弟兄为神父画像，以慰众心”。事实上，出于谦逊，利玛窦神父有生之年从不愿意为自己留下一幅画像^[3]。

利玛窦神父生前所在驻地的院长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如此谈论利玛窦于临终前两天请求的最后告解，说道：“他几乎是做了一次总告解，给我带来了一生中从未感受过的极大安慰和启发。这是因为我看到这位善良长者内心所充盈的不仅是喜乐，还有如许的纯真、圣德的生活、良心的洁净以及契合天主的旨意”。熊三拔描述了一个在圣事陪伴下，在完全神志清醒中安然离世的情形，利玛窦神父还与前来探望他的同会弟兄和信友们进行了令人欣慰和充满希望的灵修谈话，直到“星期二下午，他坐在房间中央，一动不动，安详而平静，没有任何动作，把灵魂托付给他的造物主，闭着眼睛，就好像要在神圣而深邃的默观中睡去一般”^[4]。

熊三拔另外注意到的一个细节也证明当时人们对利玛窦的崇敬之情。利玛窦神父最亲密的弟子和挚友之一的文官李之藻（领洗的圣名为“良”），坚决要求亲自采购木材和置办与逝者身份相称的木棺，他嘱咐工匠们说：“你们不必着急，不要因为担心神父的遗体会腐坏而购置劣等木材，因为我向你们保证，像他这样的人，尸体是不会腐坏的”。熊三拔还惊讶地补充道：“似乎确实是这样，因为棺木在两天两夜后方才备就，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神父的遗容始终保持得一如当初，面色如此鲜活，以至于所有基督徒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更加肯定了文官良对神父曾表达的看法”^[5]。

无须在此赘述其他细节及见证，但应该指出的是，利玛窦神父在去世仅10年之后便被中国人视为救赎的代祷者。根据当时至少四个不同的独立信息源流的证实，一位年轻的中国天主教徒张弥额尔临终前的异象，他看见了“天主（Signore del Cielo）的圣容”，天主正在审判他的一生，圣玛窦宗徒和利玛窦大师（maestro Ricci）出现在审判台前，“为他向天主热切求情，使天主准许他升入天国的荣光”^[6]。

利玛窦圣德的声望也在随后的时代被证实；然而，早自1635年的“礼仪之争”，由于当时的利玛窦和之后的耶稣会传教士遵循“适应”中国文化和祭祖习俗，因此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以至为十八世纪末耶稣会遭到镇压埋下伏笔。因此，那时候肯定不适于提出利玛窦的“真福品事宜”。“礼仪之争”直到1939年才由庇护十二世彻底解决，尽管如此，那时也不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因为中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共产党政权的建立迫使教会将有关事项予以搁置。

然而，与此同时，20世纪中的伟大传教通谕–本笃十五世的宗座牧函《夫至大》（Maximum illud，1919年）、庇护十二世的《致中国教会通谕》（Evangelii precones，1951年）、若望二十三世《牧者的王子》（Princeps pastorum，1959年）—已经展现了教会尊重各民族不同文化的主题；事实上，在以上引述的若望二十三世的通谕中，利玛窦首次以明确的方式被当做典范。随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关于教会、教会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教会传教活动的文件中深入和拓展了福传与文化之关系。此后的几位教宗继续秉承这一精神：保禄六世的《在新世界传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1975年），若望·保禄二世的《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1990年）。在此背景下，利玛窦的形象越来越频繁地得到这些教宗们的审视，被视为以对话方式在不同文化中宣讲福音的典范^[7]。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福传方法的典范问题，不能将其与福传者的生活见证分开考虑。1982年10月25日，若望保禄二世在额我略大学就利玛窦抵达澳门四百周年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利玛窦神父所完成的本地化不仅体现在理念和传教工作领域，也涉及个人的生活见证。必须首先将他堪称楷模的虔敬生活予以彰明较著，这对他的教义传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那些经常与他交往的人愈发珍视他所信的内容”^[8]。

教宗方济各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利玛窦，很明显，于他而言，这位耶稣会士是福传者最显著的典范之一，面对不同的处境都保持开放，教会的角色既是福传性质的，同时也“走出去”（in uscita）。继圣保禄之后，很多时候，利玛窦是首先浮现于教宗方济各心目中的榜样。不应忘记的是，与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一样，方济各也认为福音本地化是在圣神的推动和影响之下进行的，而福传者则是圣神得心应手的工具，这份服从尤其得益于“分辨”的功夫。总之，在教宗方济各看来，利玛窦是一位圣德的导师，教人在万物中寻找天主、在圣神引导下练习分辨、将基督信仰本地化、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设桥梁，以及尊重、倾听和对话的大师，借用一个教宗特别珍视的词来说，利玛窦是“相遇”的大师。因此，教会正式承认利玛窦的美德和圣德之“真福事宜”才得以顺利开展^[9]。

成为传教士的灵修培育

那么，利玛窦一生中有哪些特点和事件使其圣德声誉鹊起呢？

关于他的青年时代，没有过多值得叙述的地方。他于1552年出生于马切拉塔（Macerata），1561年该市开办耶稣会学院，9岁的利玛窦成为首批学生之一，在这所集文化与美德、智识与灵修生活为一体的学校接受了连贯、严格的教育。16岁时，利玛窦按照父亲的意愿被送往罗马智慧大学（Università della Sapienza）学习法律，在事业上可谓前程似锦。可是，这位年轻人在与耶稣会士的交往中继续培养自己的灵修生活，且感受到度修会生活的圣召，以至于在三年后决心已定，并于1571年8月15日叩响了耶稣会初学的大门。他的父亲在事后方才得知，并在震惊之余动身前往罗马劝阻和挽救自己的儿子，但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以及朋友们的劝解之下，他最终被说服，接受了这一事实。

初学期通过依纳爵神操的深刻体验而为修会生活奠定坚实基础。利玛窦学习“用天主的眼光看待万物”和“在万物中寻找和发现天主”，无论是在受造物中还是在人类事务中；他感受到毫无保留、不畏艰险地跟随耶稣基督完成普世救赎使命的圣召。此外，他也体验到蒙召服务于一个使徒团体，该团体因深厚持久的友爱而团结在一起、这个团体让其成员成为“主内的朋友”；他学习一种生活方式：内修生活受到虔敬生活的忠诚实践之滋养，这些虔敬的实践涉及的事项都关系到灵魂最深处，诸如个人默想和良心省察；这种生活方式将成熟、严谨、毫不妥协的修会誓愿—神贫、贞洁与服从—的实践融合一起活化的宗教誓言。

此后，在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学习的几年中，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巩固。当时的罗马学院是培养使徒的圣地，充满了热忱和崇高理想的氛围，并辅以人文、科学、哲学和神学研究，这些培育佐以饱满的热情、浓厚的兴趣、献身精神和杰出大师的指导，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罗·克拉维乌斯（Cristoforo Clavio）、胡安·德·莱德斯马（Juan de Ledesma）和罗伯托·贝拉米诺（Roberto Bellarmino）等著名人物。

不仅是利玛窦，还有另外几位未来的耶稣会殉道者及圣人也都与他生活在一起，或在同一时期于罗马学院进行初学和其他学业阶段；许多同伴和他一样，受到沙勿略（Saverio）及其他耶稣会传教士的消息和榜样的激励，纷纷写信给总会长，要求被派往诸如东方、美洲或英国等最艰苦和最危险的地方进行传教；与他一同前往东方的另两位同伴（鲁道夫·阿夸维瓦[Rodolfo Acquaviva]和皮特罗·贝尔诺[Pietro Berno]）即在印度殉教，并于日后被列为真福。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使日后的利玛窦将愈发形单影只地在遥远的国度和文化中踽踽独行，这份美好的灵性共融和雄心壮志仍将是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在他的书信中，他始终对那几年中相识的同会弟兄们，特别是对他的导师们，表露出深厚感情，对这些同会弟兄，他一如既往地保留着真诚的感激，而且，从属灵方面怀着深深的依恋。没有人可能独自成圣。

我们还必须反思，当中国文人被吸引和倾倒于泰西先生的人格魅力之际，与此同时，他还是科学专家（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一位爱智慧的人（流连忘返于伟大的经典作家之间），也是一位无可指责的美德生活的见证人。利玛窦将从曾经满怀热情辛勤耕耘的科学和恩宠田地收获累累果实，这些也都是他多年来从人性和修会的培育中白白得自他人的礼物。

自那几年起，这位耶稣会士的人生和灵修历程便有迹可循。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余生的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秉性中正的人，好学上进、执着奉献、安详宁静，没有任何可被诟病的内在或外在分裂冲突。尽管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根据笔记学的分析，勒塞讷（Le Senne）的分类，利玛窦本人的性格也可以用“热情洋溢”来形容：充满活力、善于思考、积极主动、全神贯注、乐于助人。

信仰之光下艰辛而漫长的传教行程

尽管利玛窦表现出服从和忍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丧失了对团体生活中所发生之事项做出具有批判性和认真评估的能力。他更愿意将之诉诸笔端，通过致信总会长神父，克劳迪奥·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尽管他还只是一位未满而立之年或仅仅三十出头的年轻会士。当他在印度的时候—他于1578年抵达，由此开启了他东方之行的第一阶段的传教生涯—他明确批评了当地省会的任命，他认为有两位并不称职的会院院长，并对歧视当地耶稣会候选人的现象发出指责；在澳门期间—自1582年起，他一边准备由此进入中国，一边学习中国语言及风俗习惯—他对那里的大多数葡萄牙耶稣会士做出了严厉的评价：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同胞，却对向中国人传教之事并无真心，甚至打击利玛窦的同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在利玛窦笔下，“这里的神父们使他（罗明坚）成了半个殉道者”），然后也同样阻挠他本人^[10]。

这最后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利玛窦在其漫长旅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远不止那些—已经令人印象深刻的—物质困难：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漫长的海上航行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或者他屡次遭受的病痛。这些困难也不仅仅是文化本身造就的：对一种完全未知和复杂语言进行深入研习而非表面功夫。更致命的是精神上的困难：首先是灰心丧气的诱惑。澳门的葡萄牙神父们清楚地知道，在方济各·沙勿略之后，包括25位耶稣会士在内的至少40位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幸亏“巡察使”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高瞻远瞩，让罗明坚和利玛窦这两位三十出头的年轻意大利耶稣会士以新的方法尝试重新进入中国，新的敲门砖就是学习语言和文化，这需要二人的毅力，更不用说执着之精神，因着这两人对使命的信念和热忱，以及祈祷的陪伴，才终能遂愿。1583年，两位志同道合之人在离澳门最近的广东省会肇庆定居下来。

毫无疑问，利玛窦非凡的成就是以信仰为动力和支撑的。从1584年起，利玛窦就在自己的家中展示了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绘有各大洲的大型地图吸引了众多中国参观者的赞叹，直到他余生的最后时光仍在不断完善这幅地图，对他来说，这幅地图代表着救恩史的疆域。利玛窦本人用如下的话语作为（地图的）开场白：“盖知天地而可证主宰天地者之至善，至大，至一也。”^[11]；关于巴勒斯坦，他注释道：“天主在这个国度道成肉身，因此也被称为圣地 ”^[12]。自从落脚肇庆以来，利玛窦与同伴罗明坚合作，用中文起草了第一部中文版《公教要理书（Catechismo）或天主实录》（实际上被归为罗明坚之作）。虽然利玛窦后来又出版了其他作品，并翻译了几部涉及伦理和科学的西方文献，但他始终致力于撰写和完善自己最主要的一部作品，并最终于1603年在其传教行程的最后一站北京得以出版《天主实义》（Il vero significato del Signore del Cielo），也就是通过与中国智慧对话的方式介绍基督宗教信仰。这部著作代表了他向对话者介绍关于认识天主及真正宗教而付出的最大努力。中国文人深知，利玛窦先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才从遥远的大西方踏上这个充满危险的探险旅程，一路来到他们的中华帝国。

利玛窦从未放弃在圣召陶成期间所学到的虔敬善功来不断滋养自己的信仰。在利玛窦的中文传记中，于1610年抵达澳门并于1613年抵达北京的艾儒略（Giulio Aleni）神父，曾如此描述了利氏在北京的一天：宁静而长久的清晨默想、弥撒圣祭、日间七个时辰的日课诵祷、晚间进行意识省察。艾儒略补充说，也是根据圣依纳爵的建议，利玛窦在默想后“习惯性地将天主（il Signore dell’Alto）感动他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并现身说法地指出他本人就因为阅读了这本“灵修笔记的书”后获得了极大的神益，但遗憾的是，这本“日记书”已经失传^[13]。至于意识省察，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利玛窦最后一部中文伦理著作中，他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深入、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灵修操练，他显然亲身体会到了意识省察对于不断在德性方面力求精进的生活是多么重要，援用圣依纳爵·罗耀拉的座右铭：“愈显主荣”^[14]。

危机、河上的“梦”及天主的帮助

利玛窦的行动轨迹，从整体看来，几乎呈现一个从南到北的持续“北上进京”的轮廓，前后历时28年，不同城市间的四个中转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延续阶段，这两个阶段被一份超越的内在经验分别开来又融合一起。

第一阶段，始于肇庆和随后的韶州，在这两地的停留不乏成效：一定数量（不是很多）的洗礼，中国的鸿儒之士对西方传入的新奇事物的好奇，等等。然而，困难仍然很大，敌视外国人的态度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在肇庆，罗明坚和利玛窦因不公正或诽谤性的指控而三次受审，最后，利玛窦（在罗明坚返回欧洲后）被一位心怀恶意的总督驱逐出肇庆。他设法移居另一城市韶州，但由于这里气候恶劣，被派去帮助他的两个年轻有为的同会兄弟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死去。当地的人居环境充斥着对他极大的怀疑，也不乏威胁。有一次，利玛窦遭到了真正的人身攻击，他在被迫跳窗逃难的时候跌伤了脚，由此落下了终生残疾。传教士们的毅力是巨大的，他们对袭击者表现的宽宏大量和宽恕的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但形势终究是严峻的。另外，在此期间，传教士们的着装一如佛教僧侣，因为他们原以为这会有助于使他们虔敬的生活方式被更好的接受和理解。但此时，他们怀疑这是否算是最佳选择，甚至他们的中国朋友也认为这样做根本无法赢得文化和社会顶流的尊重。在征求范礼安的意见之后，利玛窦决定易容、易装而行，趁着一位达官显贵北上的机会，借机迁居南京。不料这一行程因着一场海难而半途而废，在这次事故中，利玛窦本人虽然侥幸免于一死，但他身边的一位年轻能干的侍从却溺水身亡：这是利玛窦在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失去的第三位伙伴。抵达南京之后，他发现当地充满了对异国人的敌视，就连他以友相待的那些达官显要也一改前态，不再向他提供帮助。大失所望之余，利玛窦只能重新南下。

这可能是他整个传教生涯中最危急的时刻。但就在此时，1585年6月25日或26日，当他灰心丧气地在行船上休息时，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灵性体验，利玛窦将其描述为给自己带来慰籍并坚定其使命的“一个梦境”：“当我正在为这次行程的失败和旅途的辛酸而忧戚时，似乎有一个陌生人向我走来，他对我说：‘难道你想进入这片土地，推翻它古老的律法，并在其中植入天主的律法？’。我惊叹他怎能看穿我的心思，便回答道：‘你要么是魔鬼，要么是天主’。那人回答说：‘我不是魔鬼，而是天主’。我于是扑倒在他的脚下，放声大哭，说道：‘那么，主啊，既然祢知道这一切，为什么直到今日也不曾助我一臂之力呢？’。他于是说：‘到那个城市去吧’，在我看来，他指示的地点应该是北京城，‘而且，我会在那里帮助你’”^[15]。这是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唯一的梦境，也是近200年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在华耶稣会传教士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梦境。无论如何解释它，这都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16]。

果然，两三天后，利玛窦抵达了南昌，在那里定居了三年，他改穿儒士服装，广结善缘，并通过这些关系取得了许多成效。正是在这里，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文作品《交友论》（Dell’Amicizia）。这部短篇作品获得了极大成功，它从友谊这一深受儒家智慧及西方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赞赏的价值中找到了沟通东西方世界的关键，克服相互间的不信任，架起一座真诚而深入沟通的坚固桥梁。利玛窦终于看到眼前被铲平的道路，但他依旧小心翼翼，而不敢沾沾自喜：“为了避免被这些如今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的荣誉冲昏头脑，我们的主首先让我们在肇庆和韶州连续十二年遭受了许多屈辱、打击、冒犯和迫害，仅这些就足以（为如今的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当作世界上的垃圾一样对待；因此，我们的主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毅力，使我们能够忍受这么多的苦难，我还希望祂也能赐予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荣誉而骄傲自大的恩宠；更何况，前路漫漫，我们将永远不会缺少为我们的主受苦的机会”^[17]。

利玛窦的威望也将在随后短暂而仓促的南京之行中得到巩固。在此期间，他不得不屡次做出具有挑战性的选择，在这些选择中，他的审慎、分辨的能力以及认识和遵循天主旨意的信心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已在上文中谈到他勇敢而深思熟虑的转向：改换儒家学者的衣装和习惯，现在我们则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智慧：当利玛窦最终抵达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北京时，他发现那里没有合宜的定居条件，若贸然行动，不仅对他自身有着风险，而且，也对整个中国传教使命来说都是冒险的，他自认对中国的传教使命责无旁贷，且身感责任重大。重返南方并没有被利玛窦视为一种失败，而是对更佳机会充满信心的期待。途径南京，他意外地发现了与之前被排斥的经历截然不同的情况，并将其解作天主旨意的明显标记。“对于这番变化，毫无疑问地，属于天主经手而成就的奇妙作为，（利玛窦）神父开始明白，这是天主的旨意，他应该住在那个城市，而不是在另一个地方，为此，一切人性的要素皆须退后”^[18]。

在南京，利玛窦对儒家智慧的青睐，对具有偶像崇拜和迷信表现形式的佛教和道教的排斥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他不得不在众多文人墨客面前与一位著名佛教大师进行辩论。利玛窦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详述这一辩论^[19]，由此可见这一时刻的重要性。最后，利玛窦被公认为是“胜利者”，“在场者支持（利玛窦）神父教义中的深刻洞见，天主也在我们经手的一切事项上协助我们，这一切都将基督宗教导向天子临朝的地方”^[20]。

得益于几位新到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觉得已经是时候重新启程前往北京。不料其间又有了新的变故，一行人被一位当权太监禁足长达六个月之久，只因后者妄想私自占有进贡给皇帝的礼物。无奈只能把自己交托于天主的手中。对于出人意料获得的转机，利玛窦再次从信仰的角度予以解读：“天主希望听到他们的祈祷以及祂的众多仆人从世界各地向祂发出的关于这一意向的祈求”^[21]。

1601年抵达目的地后，利玛窦在北京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与随行的几位弟兄一起，在九年定居期间孜孜不倦地工作，在中华帝国的首都为基督宗教团体奠定了根基。就其个人而言，除了出版基督教要理及论理的主要著作外，其行实的特点是在士大夫圈子里广交朋友。在一个将礼尚往来的风气推向极致的日常生活中迎来送往、走亲访友，对西方的各种习俗大家都怀有同样的好奇，利玛窦总是不厌其烦地答疑解惑，还不得不应酬长时间的宴请，除非在超乎寻常的德行上有着恒久的修炼，否则无人能消受得起。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一位年轻有为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时为利玛窦的同伴，在写给欧洲同会兄弟的信中，毫不掩饰他对这些繁重乏味的社交生活的难以容忍。而利玛窦甚至会在同一天内被邀请到两三个不同的家庭^[22]。无论利玛窦多么善于交际，多么喜欢高谈阔论，我们都不难想象，他需要多么大的耐心、节制和个人修养才能求得各方面的平衡：应付社交生活节奏的同时，不疏忽修会生活的职分和福传的使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大批学子们涌入北京参加官宦生涯必须经历的科举考试。人们普遍认为，接连不断的应酬所造成的劳累是利玛窦去世的原因之一，难怪他被称为“友谊的殉道者”。

但是，利玛窦以爱德和耐心履行传教使命，这不仅使他赢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且也和许多人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无论人性还是灵性层面，这些友谊往往伴随着皈依和洗礼。其中一些友谊是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若不考虑到它们，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利玛窦的工作。正是他的几位伟大弟子、挚友，甚至也经常充当其顾问之人的力推和帮助，其中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和基督徒生活方面才德兼备的两位大人物： “大学士保禄”（Dottor Paolo）徐光启和“大学士良”（Dottor Leone）李之藻^[23]，利玛窦才得以将多部对中西文化对话具有重要意义的西方科学著作（诸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译为中文；此外，他们还与利玛窦探讨有关人生智慧的宝贵论题：对死亡和永生的思考、意识省察、克服贪欲和寻求真正的幸福。利玛窦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仅拘泥于智识方面，更是一种灵修辅导的友谊。关于他的导师的形象，李之藻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美好的描述：“迄今近十年，所而习之益深。所称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净，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纯粹以精。意期善世而行绝畛畦，语无击排。不知者莫测其倪，而知者相悦以解。间啇以事，德如其言则当，不如其言则悔，而后识其为至人也。”^[24]。

1608年，当李之藻写下这些文字时，利玛窦神父的尘世之旅已接近尾声。他当年56岁，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高龄，但积劳已经耗尽了他，他也自感英雄迟暮，死期将近。他在不同信函中都谈到了这一点，并尽力培养他的同会弟兄和朋友们继续拓展在中国传播信仰的工作。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且卷帙浩繁的意大利文回忆录手稿，题为《论耶稣会和天主教走进中国》（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他在引言中写道：“我将留下一份见证…我们的耶稣会为了打开这个入口并进入这片傲然的森林，付出了千辛万苦，用多少汗水和辛劳换来如此美好的夙愿。对于这项使人灵皈依于公教信仰的工作，毋庸置疑，完全是天主的化工… ”^[25]。

这些“美好的夙愿”依然任重道远，而利玛窦神父继续鞭策和憧憬着它们。今天，教会邀请全世界的基督徒，尤其是中国基督徒，不仅将利玛窦视为楷模，也将他视为中保。

1. 参见《圣座新闻发布室公报》，2022年12月17日。 ↑
2. 有关利玛窦的参考书目浩如烟海。我们仅在此例举一些近期出版的意大利文版传记：R. Po-chia Hsia, Un gesuita nella città proibita. Matteo Ricci 1552-1610, Bologna, il Mulino, 2012; F. Mignini, Matteo Ricci. Il chiosco delle fenici, Ancona, il lavoro editoriale, 2009²; G. Criveller, Matteo Ricci. Missione e ragione, Milano, Pime, 2016². ↑
3. P. M. D’Elia (ed.),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3 voll.（在引用中通常被简称为FR）。此处引文见 II, 543和注3。上述这一曼努埃尔·佩雷拉（Manuel Pereira）修士所绘肖像保存于罗马耶稣堂。这是利玛窦一生中仅有的一幅画像，还是在明朝皇帝命令之下完成的：他虽然未曾亲自召见利玛窦，却想知道利玛窦的相貌。 ↑
4. 德·乌尔希关于利玛窦及其去世的“报告”原文为葡萄牙文。现有一部尚未出版由G. Ricciardolo编纂的意大利文译本，我们征得编者同意后使用了该译本，特此鸣谢。 ↑
5. FR I, p. CXXXII. ↑
6. 张弥额尔由当时的另一位著名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施洗，艾儒略是利玛窦第一部中文传记的作者，该传记于1630年出版，意大利文版由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编纂而成：G. Aleni, Vita del Maestro Ricci. Xitai del Grande Occidente, Macerata – Brescia, Fondazione Internazionale Padre Matteo Ricci – Fondazione Civiltà Bresciana, 2010.上文中所述参见第81-117页。 ↑
7. 关于利玛窦，若望保禄二世至少有过八次重要讲话，本笃十六世三次。教宗方济各则更多，虽然多数是在偶然的场合。 ↑
8. 若望·保禄二世，《在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1982年10月25日。 ↑
9. 近几十年来的具体举措主要归功于利玛窦的故乡马切拉塔（Macerata）教区，该教区对利玛窦保持着深切的怀念。塔尔西西奥·卡博尼（Tarcisio Carboni）主教在一位热诚而执着的利玛窦学者奥泰罗·詹蒂利（Otello Gentili）的鼓励下，于1984年获得封圣部（Congregazione delle Cause dei Santi）同意，在马切拉塔而不是在利玛窦去世的地方北京开始推动这一事宜。然而，在最初的教区阶段工作之后，这一进程曾在一段时间中停滞不前。2009年，在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克劳迪奥·朱里奥多里（Claudio Giuliodori）主教再次启动了列品事宜。在教区的第二阶段工作中，由于中国的形势有所变化，两位中国学者也得以参与历史委员会的工作，并收集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份有关利玛窦神父圣德声誉的证词。2013年，收集到的材料被送往罗马的封圣部。在随后的罗马工作阶段，耶稣会提出了列品申请并于最近获得上文中所提到的“关于天主之仆英豪美德”法令的批准。 ↑
10. 参见M. Ricci, Lettere (1580-1609), a cura di F. D’Arelli, Macerata, Quodlibet, 2001。我们提到的两封写给克劳迪奥·阿夸维瓦神父的信函日期分别为1581年11月25日（第29-31页）和1583年2月13日（自第52页）。 ↑
11. . 梵蒂冈图书馆保存的利玛窦神父的中国世界地图，由 M. D’Elia 神父评论、翻译和注释，梵蒂冈宗座图书馆，1938 年，图版 XVIII。 ↑
12. 同上，图二十。 ↑
13. 参见G. Aleni, Vita del Maestro Ricci…, cit., 第101-103页。 ↑
14. 参见M. Ricci, Dieci capitoli di un uomo strano, a cura di Wang Suna – F. Mignini, Macerata, Quodlibet, 2010, cap. VII. ↑
15. «Lettera di Ricci a Girolamo Costa», del 28 ottobre 1595, in M. Ricci, Lettere (1580-1609), cit., 290. ↑
16. 参阅R. Po-chia Hsia, Un gesuita nella città proibita…, cit., 181。这个“梦境”恰好发生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使命的半途，堪称一个灵性的分水岭。自此之后，利玛窦将义无反顾地以北京为目标。对于耶稣会士，自然地会将利玛窦的梦境关联到圣依纳爵在前往罗马途中于斯托尔塔小堂（Cappella della Storta）所看见的“神视”，在那里主耶稣同样对他说：“我将在罗马帮助你”。 ↑
17. «Lettera a Duarte de Sande da Nanchang», 29 agosto 1595, in M. Ricci, Lettere (1580-1609), cit., 264 s. ↑
18. FR II, 44. ↑
19. “利玛窦神父与一位非常著名的拜偶像的和尚关于神圣信仰问题的一场大辩论”（FR II, 71 s）。 ↑
20. 同上，第80页。 ↑
21. 同上，第120页。 ↑
22. 参见同上，第160页。 ↑
23. 关于“大学士保禄”，参见F. Lombardi，《徐光启 —— 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伟大的中国天主教徒》，https://www.gjwm.org/2021/08/23/xu-guangqi-un-grande-cinese-cattolico-al-servizio-del-suo-popolo-e-del-suo-paese/ ↑
24. M. Ricci, Dieci capitoli…, cit., 361-364. ↑
25. FR I,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