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宗差遣——一种传统及承诺
发布日期:2025-05-15   |    作者:温塞斯劳·阿图涅多(Wenceslao Soto Artuñedo, S.J.)

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颁布《军旅教会》(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诏书,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

 

耶稣会士,任教宗差遣

【转载|原载于:天主教耶稣会官网JESUITS
作者|温塞斯劳·索托·阿图涅多(Wenceslao Soto Artuñedo, S.J.)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

 

自创会以来,耶稣会即将自身奉献于教宗的服务之下,为教会的普世使命提供服务。这项决定性的特征,植根于圣依纳爵·罗耀拉的一个神视;这不仅是一种灵修理想,更是一项具体承诺。此传统可追溯至创会之初──一种随时待命与服从的精神──历经世代未曾中断,至今仍是耶稣会身分的标志。

 

耶稣会于1540年创立,正值十六世纪宗教危机的高峰。当时也是一段「文艺复兴时期教宗」的尾声──他们多以政治甚至世俗事务闻名(如亚历山大六世、儒略二世、良十世等),而非灵性领导;尽管后者当中,也有教宗严肃地面对教会改革的必要(如保禄三世、儒略三世、庇护五世等)。即使当时的教宗群像并不总是令人钦仰,圣依纳爵与其首批同道仍在1539年的「最初讨论」中决定,以誓愿将这个新生的修会交托于教宗,认为由「基督的代表差遣我们到他认为最能结果实的地方」,最为适当。

正如圣伯多禄·法伯尔所说:「他最知道对普世基督信仰有何最益之事。」这便是耶稣会「第四圣愿」的起源(其他修会亦有类似表达)──这是耶稣会的一项「身分记号」──此誓愿加于传统的「贫穷、贞洁与服从」三圣愿之上。这并不表示耶稣会士比其他天主教徒更须服从教宗,而是说,他们借此圣愿将自己交于教宗差遣,以履行所托付的使命。

 

此类「使命」的其中一项,便是保禄三世应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King João III)之请,委派耶稣会前往东印度福传。当时原本指派的是葡国籍的西满·罗德里格(Simão Rodrigues)与西班牙人尼格拉·波巴迪雅(Nicolás de Bobadilla),但最终却是圣方济·沙勿略成行,而且还早于耶稣会的法定成立时间。历史学者约翰·欧马利(John O’Malley )指出,正是圣依纳爵与早期的耶稣会士,重新定义了「使命」(mission)一词的意涵──从「被教宗差遣」一义,延伸为向非基督徒进行使徒工作的总称

 

1540年(3月15日?)|教宗保禄三世降福方济·沙勿略,派其前往东印度

 

16世纪的教宗们,特别善用耶稣会士的可用性:保禄三世多次派遣耶稣会士作为教宗特使(如前往爱尔兰)、讲道者、教师(在罗马大学)、改革者与传教士。儒略三世将日耳曼学院(Germanicum)交由耶稣会负责,并派遣迪亚哥·莱内斯(Diego Laínez)与热罗尼莫·纳达尔(Jerónimo Nadal)与德国新教徒会谈;莱内斯与尼格拉·萨尔梅龙(Nicolás Salmerón)亦被派往特伦多大公会议担任神学家。其他耶稣会士则被差往科西嘉与皮亚琴察,以及衣索比亚。

保禄四世派遣耶稣会士前往波兰与布鲁塞尔,庇护四世则派往爱尔兰与苏格兰。庇护五世于1569年请耶稣会士担任圣伯多禄大殿的听告解神父( penitentiaries悔罪司铎),并任命一位耶稣会士为教廷驻苏格兰的宗座大使。额我略十三世创建罗马公学(即后来的额我略大学),并派遣耶稣会士前往君士坦丁堡、黎巴嫩、瑞典、苏格兰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

耶稣会在1773年被教宗克勉十四世解散前,最后一次明确的教宗差遣,可能是本笃十四世于1748年任命曼努埃尔·德·阿泽维多(M. de Azevedo)神父担任礼仪圣部的顾问。自此之后,该部门一直保留一位耶稣会士担任顾问。

 

1814年8月7日|教宗碧岳七世颁布《对众教会的关怀》(Sollicitudo omnium ecclesiarum)诏书,恢复耶稣会

 

自1814年教宗庇护七世恢复耶稣会以来,教宗的差遣任务仍然持续,只是渐转向机构而非个人身上。例如:1836年恢复罗马的传信大学(Urban College);1866年创办《公教文明》期刊(La Civiltà Cattolica);1897年创立安纳尼的利奥纳诺区域神学院(Leoniano);1909年创办宗座圣经学院(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1910年恢复马尼拉学院给耶稣会;1922年设立宗座东方学院(Pontificium Institutum Orientale);并陆续在罗马设立俄罗斯学院(1929)、马龙尼学院(1931)、巴西学院(1934)等。此外还有教区堂区,如圣沙巴堂(1931);圣伯多禄大殿设立常设次级悔罪司铎(1931);以及1935年开始由耶稣会管理的甘道尔夫天文台。

其中一项近代的重要差遣,是教宗保禄六世对耶稣会第31届全体大会的托付,邀请耶稣会将其使徒精力集中于对抗无神论的使命。此一使命获得全大会与新任总会长雅鲁培神父(Pedro Arrupe)的大力支持。

 

历来教宗皆倚重耶稣会,将特定使命托付于他们。虽然耶稣会以第四圣愿──「就使命而言」的服从教宗──来表达其对教宗的效忠,但耶稣会的随时待命与为宗座服务的精神,绝不仅止于此。这第四圣愿仍是耶稣会「基因」中最核心的部分,过去是如此,现在与未来亦然。

 

原文|2025512日,耶稣会总院通讯办公室报导

 

--- a.m.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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