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辣巴（阿拉美语:意为“父亲之子”；希腊语:Βαραββᾶς）是一个未明确指明的父名式专有名称。根据《巴比伦塔木德·祝福篇18b》的记载，它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在希腊文铭文中也有例证（《希腊铭文补编》 I 7,489,1）。在四福音书的受难叙述中，巴辣巴在关于颇具争议的逾越节赦免习俗的背景下共出现了十一次（参谷15:7,11,15；玛27:16,17,20,21,26；路23:18；若18:40中两次）。

   二、由于这个巴辣巴在新约之外没有其他记载，他的身份只能根据有关耶稣因叛国罪所受审判中的一些零散、模糊且相互矛盾的记载来推断。因为该案件涉及处决权（即“流血审判权”），属于最高级别的罗马行省司法事务，因此必须由般雀·比拉多总督亲自审理。最早的受难叙述中所说的:“那时有一个名叫巴辣巴的人，与作乱的人一同被囚禁，他们在暴乱中曾杀了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乱和杀人”不仅指“其他人”，也包括巴拉巴本人在内，即巴拉巴亲自参与了暴乱和谋杀。巴辣巴作为一名因叛国和谋杀而发动起义的人，和耶稣一样，正面临一场生死攸关的审判。根据古代史书记载，巴辣巴构成了耶稣（那位所谓的“犹太人的王”[谷15:12]）的对立面。这段叙述暗示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公元66至70年的犹太大起义及其血腥的前奏因耶路撒冷的围攻与陷落而在整个罗马帝国广为人知。犹太抵抗运动在亲罗马的附庸王大黑落德（前37年至前4年）的政策下诞生，并在被迫害的地下活动中持续发展，期间发生了与巴辣巴有关的零星起义，直到公元66年由热忱派司祭领导的全面起义为止。十字架上的罪状牌“犹太人的王”（参谷15:26），它补充了定罪的内容（参谷15:15），以及耶稣被钉在两名“强盗”之间（参谷15:27），这些“强盗”被当作抵抗运动的成员并被刑事化（约瑟夫《犹太战争史》II 13:3，254-257），都表明比拉多将被定罪的耶稣归入了暴力抵抗运动的行列。然而，前述的审判过程表明，比拉多在面对控告的犹太公议会的压力下作出决定，其出于政治原因希望比拉多定耶稣的罪（参谷15:1-5 ）。比拉多作为总督，随时有权撤销指控。然而，如果控方不同意撤销，比拉多就必须面对他们向皇帝提出的上诉（参若19:12）。随着民众的出现，场景发生了变化，这一情节与罗马人民和元老院向皇帝提出的赦免与定罪请求有相似之处。民众要求撤销指控（参苏埃托尼乌斯《提庇留传》37），并与元老院一同推动要求定罪的诉求（参苏埃托尼乌斯《提庇留传》52；塔西佗《编年纪》I 7-18）。这种罗马撤销指控的做法被引入到帝国的行省，并以更自由的形式表现为宽恕。例如，埃及总督维吉图斯（公元85年）就曾打算将被告“赠送给民众”（参《Papyri Florentinae》61:59-61）。

《马尔谷福音》的受难叙述将巴辣巴置于一个现实的场景中，其为后来的福音作者提供了扩展的空间。然而，谷15:6-15通过暗示每年一次的逾越节赦免构建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证据支持的习俗，它后来被玛27:15-21和若18:39描绘为一种固有的、特殊的常规。路23:13-25与此不同，则进一步明确说明，根据罗马的欢呼权，民众分别要求定罪耶稣和释放巴辣巴（即撤销指控）。两项主张的历史真实性无法进一步证实，因此应被视为非常不确定的。抵抗斗士巴辣巴的赦免可能与耶稣的审判无关，也可能同时发生。然而，在耶稣与巴辣巴之间做出选择的设定，则是通过一个不具历史根据的构造产生的，即所谓逾越节期间的年度赦免传统，并且该传统被限定只能赦免一名囚犯（参谷15:6；玛27:15-21；若18:39）。然而，罗马的赦免制度并不局限于只赦免一个人。

   三、巴辣巴这个未明确指定的名字可能暗示了一个神学创作。无论是否与历史真实性相关，它都传达了一个神学意图。作为一名起义的谋杀犯，“父之子”，巴辣巴被公会和民众选择，而不是那位顺从于天主旨意、无暴力的耶稣（参谷14:36；罗8:15；迦4:6）。因此，巴辣巴作为耶稣的反面，作为耶稣的影像，具有广泛的神学影响力和深远的在后世被接受、解释、使用和发展的历史。特别著名的是，巴辣巴的场景出现在巴赫的《玛窦受难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