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雀比拉多是一个罗马男性名字，由“般雀”（姓氏/氏族名）和“比拉多”（家族名/附加名）组成。“般雀”表明此人出身于家族，这是一个具有萨姆尼特—罗马背景的家族。而“比拉多”可能源自拉丁语“pileus”（意为“帽子”），也可能源自“pilum”（意为“投矛”）。若源自“pileus”，则可能暗示此人是获得自由的奴隶（即“戴自由帽者”）。在新约圣经中，“般雀比拉多”这个全名仅出现三次（参路3:1；宗4:27；弟前6:13）。更常见的是，仅使用“比拉多”这个附加名来称呼他，尤其是在四部福音书中描述耶稣受难的段落中（参谷15章；玛27章；路23章；若18-19章），此外也见于路13:1，宗3:13和13:28。除了新约以外，这个名字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包括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编年史》第十五卷，第44节）和早期犹太文献中（参斐罗，《致加约书》第299-305段；约瑟夫，《犹太战争史》第二卷，9:2-4节，第169-177段；《犹太古史》第十八卷，2:2节，第35段；3:1-3节，第55-64段；4:1节，第85-89段；6:5节，第177段），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伪经“比拉多文书”中有大量记载。除了这些文字证据外，这个名字在考古铭文中也有出土，例如在凯撒利雅的铭文上发现了“般雀比拉多”的名字。另一个关于这位历史人物的证据，是由般雀比拉多铸造的硬币。

   二、尽管关于般雀比拉多的记载十分丰富，我们对他的为人和性格仍知之甚少。无论是钱币学的证据还是铭文学的资料，都需要经过诠释，而文学性的文献则展现出令人困惑的多样性:从罗马的视角来看，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塔西佗记载:“提庇留在位时一切安定”）。而早期犹太文献则充满辩护性的批评（斐洛和约瑟夫将其描绘为一个对犹太人怀有敌意、极端腐败、专横暴虐的权力人物）。教会福音书中的记载则越来越倾向于为罗马辩护，认为比拉多与犹太圣殿贵族相反认为耶稣是无辜的。至于关于比拉多的伪经，则将对他的正反两种形象极端化:他要么是自杀者，要么是殉道者。因此，我们依然无法得到一个清晰的历史性比拉多形象。这不仅令人从历史兴趣上感到遗憾，更因为他的身份在神学和救恩历史上的重要性（参路3:1）而显得尤其可惜。教会信经中特别提及他，使他成为除了耶稣和玛利亚之外，唯一被记载的历史人物。比拉多之所以具有这种“信仰宣认”地位，正因为他在历史上与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事密切相关。他当时担任罗马行省犹太的总督，而耶稣正是在那一时期按照罗马的处决方式被处死。执行死刑的决定权仅归属于罗马总督。至于那个关键问题——比拉多是基于何种个人态度和考量作出判决的——现存的文学、铭文和钱币资料只能作为间接的线索。它们只能对比拉多的生平提供某些具体的结论:他在公元26/27年到36/37年间担任罗马皇帝直辖行省犹太的总督。凯撒利雅的铭文称他为“犹太行省总督”。要获得如此职位，通常必须属于骑士阶层。这一类罗马行政贵族的人选通常是成功的商人，或是获得释放的皇室奴隶。帝国直辖省的总督职位通常由皇帝亲自任命，这可能是出于恩赐，也可能是对卓越军事功绩的奖赏。因此，比拉多可能的确拥有“凯撒的朋友”（参若19:12）的头衔。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面向帝国体制发展的官僚生涯和地位出发，那么比拉多的其他传记信息完全可以在一个忠诚、有责任感、善于决断的罗马官员框架内加以理解。般雀比拉多为纪念皇帝提庇留修建了提庇留神殿。根据最新的推测，这座建筑可能是凯撒利雅·马里提马港口入口处的两座塔楼之一。同样是为了表示对皇帝的敬意，他在耶路撒冷的大黑落德王的王宫中悬挂了金盾（参斐洛，《致加约书》299-306），并在耶路撒冷设立了带有皇帝肖像的军旗，但在犹太人强烈抗议后，他又下令将这些标志移除（参约瑟夫，《犹太战争》第二卷，9:2-3节，第169-174段；《犹太古史》第十八卷，3:1节，第55-59段）。他积极履行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的职责：例如，他对持械的撒玛利雅人采取了武力镇压（约瑟夫，《犹太古史》第十八卷，4:1-2节，第85-89段），对加里肋亚人采取行动（参路13:1？），也很可能以耶稣是政治上的“默西亚候选人”为由而加以打压（参谷15:26）。他在维护秩序时并非出于任性，而是基于政治责任作出决策，这从他在凯撒利雅竞技场面对犹太人坚决抗议时所作的让步可见一斑（参约瑟夫，《犹太战争》第二卷，9:3节，第172-174段）。他也认真履行对国家基础设施的责任，从圣殿财政中拨款，用于改善耶路撒冷的供水系统，即使遭遇犹太人方面的反对（参约瑟夫，《犹太战争》第二卷，9:4节，第175-177段）。他发行的硬币上印有典型的罗马象征，如奠酒器和司祭权杖，不仅彰显了罗马在财政上的主权，也显示出他极具罗马意识与自信。可以推测，他对犹太人生活世界的理解因此受到影响。然而，并无确凿证据表明比拉多可以简单地被归类为盲目仇视犹太人的代表。他长达十年的任期——考虑到该职位完全由皇帝决定，可算相当长久——更显示他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人，善于在既有条件下协调罗马的权力要求与耶路撒冷圣殿贵族阶层的利益。他似乎与该阶层的代表人物大司祭盖法之间有一套彼此都能接受的合作机制。在耶稣受审的过程中，他可能出于国家理性的考虑显然选择了保险的做法。作为政治决策者，难道他不应该认真对待“天国”信息所隐含的政治性吗？与福音书中耶稣受难记（参谷15章；玛27章；路23章；若18-19章）越来越倾向于为比拉多开脱、而将责任更多归于犹太教领袖阶层的趋势相反（参宗3:13-14；13:27-28），比拉多实际上是最终的裁决者（参弟前6:13中对信徒的劝勉）。也许正是他忠于职责的严厉态度与行政强硬，最终导致他丧失了总督之位（参约瑟夫，《犹太古史》第十八卷，4:1-2节，第85-89段），除非他本就因皇帝提庇留去世而正常离职。

   三、般雀比拉多的影响史几乎可以说是“众若军团”。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广泛的文学接受史。早在第二世纪中叶的伪经《伯多禄福音》中，比拉多的态度和行为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从三世纪开始逐渐独立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类独特而多样的“比拉多文书”，包括《比拉多大事录》、《基督下降阴府记》、《比拉多致克劳狄书》、《比拉多纪事》、《比拉多致提庇留书》、《提庇留致比拉多书》、《比拉多致黑落德书》、《黑落德致比拉多书》、《比拉多殉道记》、《比拉多之死》、《提庇留痊愈记》、《救主的复仇》《判词》等作品。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意图基本上仍在早期犹太文献和新约圣经的见证框架内。然而，其对立的基调往往被推向极端:比拉多要么被描绘为一个毫无良知、残暴无情的掌权者，最终以自杀结束其生命；要么被描绘为一位敏感而友善、支持耶稣的罗马官员，作为耶稣清白和复活的见证人而殉道，并最终被列入圣人日历（如科普特教会纪念日为6月19日）。这两种接受方式都植根于一种带有反犹倾向的基督教护教传统之中，其文学余波延伸至中世纪的受难剧。比拉多接受史的第二种、同样广泛的形式表现在图像艺术中:在基督受难事件的背景下，尤以审讯与判决、洗手以及“看，这个人”（Ecce homo）等场景的描绘最为常见。这些图像所承载的神学和救恩历史维度，在十字苦路传统中展现出深远的影响仅次于在教会信经中所体现的信仰记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