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若望”这一希伯来名字（“יוֹחָנָן”）的含义是“雅威是仁慈的”。其希腊形式“Ἰωάννης”在公元前的文献中极少见（参加上2:1-2；9:36‚38；13:53 及约瑟夫的著作）。在《新约》中，有多位名为“若望”的人物。

    二、《若望默示录》的作者自称“若望”三次（参1:4‚9；22:8），且有一次以第三人称提及（参1:1）。尽管学术界对这一身份曾有质疑，但普遍认为这位先知确实名叫“若望”。如果“若望”是宗徒若望（即载伯德之子、雅各伯的兄弟，参谷1:19）的笔名，那么作者很可能会借用该宗徒的权威来增强其文本的权威性。但他却仅仅称自己为“若望”，显然假设他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中不仅为人所知，而且被视为具备权威地位。因此，将他等同于宗徒若望是不成立的。同样，这位作者也不太可能就是《若望福音》的作者，两者在语言风格、文体特征及神学术语上差异显著。此外，将他与一位名叫“若望”的长老等同也不具说服力：该长老在小亚细亚的活动极为稀少，以至于耶里奥波利的帕皮亚（约公元130-135年）需向其信息来源询问“亚里斯提翁和若望所说的话”。因此，这位长老可能不具备针对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写信所需的知识背景。若《默示录》的作者确为一位长老，我们也可期待他在书中表明其长老身份，而事实并非如此。作者也不太可能是所谓“若望团体”的领袖。“若望”与《默示录》之外的任何已知历史人物都无法明确对应。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以下结论：这位若望是一位在小亚细亚教会中广为人知并具有权威性的信仰人物，旨在在困境中劝勉基督徒坚守对天主与基督的信仰。正如旧约的先知那样，这位先知对当下局势进行了神学性的诠释，试图使基督徒警醒于来自偶像崇拜与皇帝崇拜的威胁。为此，他运用了各种文学手段，包括震撼人心的末世审判图像与安慰性的救恩应许（例如“七福”、新天新地及新耶路撒冷的应许等）。

    三、《默示录》的流传史进一步证明，我们已无法将这位先知“若望”与早期教会中任何其他确定的历史人物划上等号。不过，在古教会传统中，“若望”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宗徒若望。这一传统首次出现在犹斯定于公元151-155年所著《与特里弗的对话》（81:4）中。此后，该观点也见于反马西翁前言（约160-180年）、依肋内、戴尔都良、亚历山大的克莱孟以及罗马的依玻理等教父著作中。奥利振认为，宗徒若望既写了第四福音，也写了《默示录》。这种作者归属的确立主要基于教义上的动机，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默示录》的“宗徒性”并确立其在正典中的地位。

    同样地，也出于教义考虑，早期教会中也有人否认其宗徒来源，以反驳异端派别对《默示录》的使用。这些异端往往利用《默示录》中的内容为自身教义辩护。例如，正统派的罗马长老加约将《默示录》归于诺斯底派的革林多（Cerinth），因为他认为书中教导了千禧年主义（即“千年国度”）的谬论（参欧瑟伯《教会史》III 28-2；VII 25:1-2）。在与蒙丹主义的争论中，被萨拉米斯的以皮法尼（Epiphanius）称为“拒启派（Aloger）”的一群人也否认《默示录》的宗徒性，理由是该书在他们看来与其他宗徒书信相矛盾（参《反异端》51）。亚历山大的主教狄约尼削也否认《默示录》的作者与《若望福音》和《若望书信》的作者为同一人，理由是内容与文风差异显著。他认为《默示录》的作者应是另一位名叫若望的人，是一位“圣洁并受神启示的人”（参欧瑟伯，《教会史》VII 25）。凯撒利亚的欧瑟伯则根据帕皮亚的《吾主圣言释义》推断，《默示录》的作者是一位长老若望（参《教会史》III 3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