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狄奥尼修斯”（希腊文:“Διονύσιος”，拉丁化为“Dionysius）”这个常见的人名，也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犹太古史》第十四卷，8:5节，第150段）中被用来指一位雅典人，其来源是希腊语的“狄俄尼索斯”（“Διόνυσος”，拉丁化为“Dionysus”），这位最初起源于色雷斯的希腊神祇，是酒神、丰饶与狂喜之神。称号“阿勒约帕哥人”（希腊语:“Ἀρεοπαγίτης”，拉丁化为“Areopagita”）表明其持有者是雅典最高法院阿勒约帕哥法庭的成员。该名称源自这个机构最初的集会地点，位于卫城附近的“阿勒约帕哥”（希腊语:“Ἄρειος Πάγος”，拉丁语:“Areopagus”），即“阿瑞斯之丘”，是献给希腊战神阿瑞斯的圣地。

    二、在保禄于雅典逗留期间所发表的著名“阿勒约帕哥讲道”（参宗17:16-18:1），这篇讲道一般被学界认为是《宗徒大事录》作者构思的，紧接着这段记载的是一则简短的归信报道（宗17:34）。关于死人复活的宣讲引来了讥讽（参17:32），而初期基督教文献（包括保禄书信）对雅典教会的只字未提（参得前3:1）。由此可推断，保禄在这座“古代世界的文化首都”所进行的福传尝试并未取得显著成功。在宗17:34中提到的那一小群人中，显然曾接受进一步且更深入的教导（参宗5:13；9:26），但最终归信的只有“阿勒约帕哥人”狄约尼削，以及一位名叫达玛黎的未具名女性。是否两人受洗、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基督徒，并未说明（异于宗8:36；16:15、33等段明确提到受洗）。这与狄约尼削被称为“阿勒约帕哥人”的身份相一致:作为雅典最高法院的成员，他出身于城市的元老贵族阶层。如今的经学者对狄约尼削是否可能在公开场合皈依感到疑惑:因为若他公开表明信仰，就会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将在社会上被边缘化，至少会被视为失去身份；另一方面，他的基督徒弟兄可能会指责他仍在行“偶像崇拜”（参格前10:14；迦5:20；伯前4:3），毕竟他的官职与某些宗教礼仪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路加在宗17:34节中提到的那些人的信仰，并不是以“完全皈依”为目标（从未提洗礼和教会成立即可看出），那么这段经文也可以被理解为对雅典某些同情基督教者的历史性回忆，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早在初期，便有上层阶级中的人物对这“新教导”表示出兴趣（参宗17:4‚12），仅此一点就已经颇为引人注目。至于保禄或狄约尼削（与达玛黎一同）是否在雅典建立了教会，从宗17:34节中无法得出明确结论。

    三、公元170年左右，格林多的主教狄约尼削显然知道一位与他同名的前任，据说这位前任是雅典的第一位主教（参欧瑟伯《教会史》第三卷，第4:10-11节）。从这条记载中，我们首次得知雅典存在一个基督徒团体（参《教会史》第四卷，第23:2-3节）。到了公元4世纪，金口若望认为狄约尼削与达玛黎是一对夫妻。公元500年左右，一位受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Proklos）深刻影响的无名作者，借用了“狄约尼削”这个名字作为笔名，以赋予其神学与哲学著作更高的权威性，他可能受到《宗徒大事录》中“阿勒约帕哥讲道”（参17:22-31）的启发。这位作者如今通常被称为“伪狄约尼削”（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a，“伪狄约尼削阿勒约帕哥”），被视为晚期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与奥古斯丁和波爱修并列。他的著作于9世纪由若望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译为拉丁文，对中世纪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基督教神秘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9世纪时，圣但尼修道院院长希尔杜因（Hilduin）将法国的民族圣人——巴黎的狄约尼削（3世纪的主教和殉道者）——认定为《宗徒大事录》中提到的那位狄约尼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