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新闻网）伯多禄·托·罗特于1912年在当时叫做“新不列颠”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库乃村诞生。确切的日期不详，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库乃传教站的所有出生和领洗登记都被日军没收，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即便伯多禄·托·罗特的出生日期，也是根据一些熟人的口述而知道的。此外，几内亚文化不重视记录和历史来源，直到数十年前，仍没有户籍资料的档案。不过，我们知道这位真福的父亲是拉库乃村的酋长安杰洛·托·普亚，母亲是玛利亚·拉·图穆尔。

最先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为圣心会的纳瓦雷神父、格拉梅尔神父和弗罗姆会士，他们于1882年9月29日抵步时，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十年。

然而，就在天主教传教士抵达16年后，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拉库乃村的酋长安杰洛·托·普亚，也就是伯多禄·托·罗特的父亲，来到圣心会的传教站，告诉传教站的神父，他所领导的村民大部分希望加入天主教，不愿意做卫理公会的教徒。就这样，这位酋长和他部族中其他重要领导人在隆重的礼仪中领了洗，他们是当地的第一代天主教友。在本堂神父劳菲尔的记录中可以读到以下这段话：“1898年，我们举行了一个隆重壮观的洗礼。教会接纳了拉库乃的第一批成年人。他们通过圣洗圣事得到灵魂的重生。”

安杰洛·托·普亚为信仰打开了拉库乃村的大门，他在担任酋长50年中，带领村民与传教士合作，认真培育村民的基督信仰生活。他教导家人关爱穷人，尤其关爱孤儿，他自己也常常将孤儿带回家中抚养。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伯多禄·图罗特从小受到的是怎样的灵性和人道方面的薰陶。

小伯多禄的领洗开始了新几内亚年轻教会的第二代，他们在圣心会传教士们英勇的带领下逐渐成熟。伯多禄少年时已经表现出信仰虔敬和服从的美德，以致他的本堂神父说，做神父是这孩子将来走的路。不过，孩子的父亲认为他年纪还小，做这个选择还太早。父亲倒是赞成培养孩子成为要理教员，因为他深知他最宠爱的孩子的天赋，也深信孩子会欣然接受进要理教员学校的建议。

伯多禄18岁那年在圣保禄学校注册正式接受要理教员培育。学校的课程繁重，但伯多禄以优秀的成绩完成所有的课程，并于1933年获得要理教员文凭。一名见证人说出了伯多禄谦恭的态度和专心向学的精神。他说：“伯多禄态度谦恭，没有一点虚荣心，也从不以身为酋长的儿子和自己的能力而骄傲。在工作上，他听从年长的要理教员的指导和建议，即使他在各方面都胜过他们。很快，他便被大家推选为领袖，虽然他比他们都年轻。伯多禄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态度，他仍然和过去一样谦恭有礼、和蔼可亲。”

伯多禄在完成学业后被分派到自己村子拉库乃村的传教站服务。安排要理班的工作非常繁忙，需要将儿童和成年人集合在一起，为他们讲解要理，带领他们祈祷；也需要认识他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所有跟随他学习要理的人都记得他传授的方式直接而且有效。圣经是他的根据，他身边总带著一本圣经，引用圣经中的话时，恰当而且直接。体察他人内心的问题和生活中的困难是他的天赋，在察觉别人处于困境后，他又尽心地给他们提建议。

1936年11月11日，伯多禄与邻村的一位年轻女教友保拉结婚。这日期是他一生中唯一可以确实的日期。婚礼在圣堂中举行，礼仪中掺插了许多当地的传统仪式。成家后，伯多禄负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他和保拉生育了3名子女。1945年出生的最小的儿子是在他去世后才诞生的，但不幸很快就夭折了。

我们从村长的口里略微知道了一点伯多禄的家庭生活。他这样说：“伯多禄·图罗特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从不发怒，他的言语和行动都值得赞美。当然，他一切都以教会为重。他度的是圣化的婚姻生活，并且公开反对别人解除婚约。”

他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坚决主张，正是他与日本军警当局以及村中一些领导人物冲突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思想也导致他与自己兄弟若瑟发生争执。若瑟被占领当地的日军利用为工具，他在日军的建议下，决定恢复以前的习俗，将多妻制重新合法化。

日军占领那里后，1942年，所有的传教士和传教站的工作人员都被关进集中营，伯多禄竭力使各项礼仪、要理传授、以及为病人和垂死的人送圣体的工作得以继续。由于圣堂已被摧毁，他便用树枝搭了一座圣堂，作为教友们信仰生活的据点。这时，日军当局禁止基督信仰宗教，而本地居民也恢复了多妻的习俗。伯多禄除了坚决反对外，还为了信仰和陋习问题公开与自己的兄弟若瑟争论，他也因此而和日本警官起了冲突，更糟的是，连本地人警察托·梅塔帕也与他为敌了。这人看中了一名已婚的女教友，她是伯多禄的远亲。由于伯多禄坚决反对，这人怀恨在心，决意报复。他告发伯多禄，说他促成一对从另一个村子来的男女的婚姻。就这样，伯多禄·图罗特于1945年4月到5月间被捕了。日本警官在审问他时，问到有关宗教礼仪的事说：“你不知道禁止举行宗教活动吗？”他回答说：“我知道。”警官大怒，拿起木棒朝他的头猛打，接著又使劲打他的胸部和颈部。打完后，把他关进集中营，不准他走出牢房半步。他的一个狱中同伴回忆说：“他年老的母亲和妻子每天来集中营探望他，为他带来食物。在最后几次探访中，伯多禄对他母亲说：日本警察告诉我，他们在等一个日本医生来给我药吃。我怀疑这是他们的阴谋，因为我并没有生病。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企图。”

日本医生来了，一个名叫托·布纳巴克的狱友被命令去叫伯多禄，这人是伯多禄殉道的唯一目击证人。托·布纳巴克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观看，看见那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又给伯多禄喝了些什么，然后把伯多禄的耳朵和鼻孔用棉花塞起来。医生做了这一切后，要伯多禄躺下。伯多禄的身体开始抽挛，好像要呕吐。这日本医生把他的嘴合起来用布盖住。医生按住伯多禄的身体不让他动，他继续抽了几下便失去了知觉，过了很久才吐出最后一口气。日军告诉伯多禄的家人他生病死亡，并把他的身体还给他的家人。举行葬礼时，大量的村民不顾日军的干预前来参礼，大家一致肯定伯多禄是为信仰殉命。

伯多禄·图·罗特被安葬在新不列颠献给他的圣堂附近的小堂中。1995年1月17日，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市册封他为真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