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入门——旧约概述（1）。连载8

旧约经卷

 

旧约的原始语言

旧约大部分经卷的原始语言是希伯来语，这是以色列人族的祖传语言。它属于闪族语系——即近东语言家族的一员，该家族语言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例如三辅音词根（即由三个辅音组成的词根构成单词）、没有真正的动词时态，以及并列句法结构（即单词、短语和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通过并列简单暗示，而非像希腊语那样通过层级句法结构清晰表明）。在古代，希伯来语（且至今仍然）是从右到左书写的，且没有元音。其最古老的形式使用一种如今被称为“古希伯来文”的文字，这里有一个例子，来自主前9世纪在以色列北部发现的一段铭文。

 

主前597年和主前587年，犹大王国的大部分人口被掳往巴比伦，这给以色列人族带来了重大的语言和文学变革。犹大人在巴比伦度过的几十年间，开始使用阿拉美语——当时的国际通用语言。阿拉美语是古代阿兰（今叙利亚）的母语，与希伯来语关系密切，两种语言几乎可以互通。犹太人不仅开始将阿拉美语用作口语，还采用了阿拉美的方块字母，这种字体至今仍用于抄写和印刷希伯来圣经（见下图）。

古代希伯来语的特性本身揭示了神圣传统在古代犹太教中的核心作用。由于古代希伯来文书写时没有元音，因此若不首先从负责保存和解释这些文献的人（通常是司祭和经师）那里学习团体的口头传统，就无法准确解读古代的圣经文本。这一事实具有一定的神学意义，因为它表明无论是在犹太教还是天主教中，神圣圣经与神圣传统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关系。

在圣经各卷成书的数百年间，希伯来语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并非所有圣经经卷都使用同一种希伯来语。学者们普遍将其区分为古典（或标准）圣经希伯来语和后期圣经希伯来语。古典圣经希伯来语是流亡前的语言形式，而后期圣经希伯来语则体现出阿拉美语的更大影响以及流亡这一创伤事件带来的其他语言变化。这两种语言形式的鲜明对比，可以从《创世纪》到《列王纪》这些历史书（即“太古史”）所使用的古典圣经希伯来语，与《编年纪》所使用的后期圣经希伯来语中看出，后者以早期经卷为素材。

古代经师可能会用一种称为“仿古”的手法，用较古老形式的希伯来语撰写文献——可以联想一下现代诗人有时会模仿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或《詹姆斯王译本》的语言风格。他们也可能系统地将较古老的文献改写为更符合当代的语言形式。因此，利用语言资料来确定圣经文献的成书年代，仍然是圣经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除希伯来语外，旧约还使用了另外两种语言：阿拉美语和希腊语。阿拉美语是亚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时期（主前8至主前4世纪）近东地区的国际通用语言；希腊语则是通过亚历山大大帝（主前4世纪）的征服而传遍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语言。《达尼尔书》和《厄斯德拉书》的部分内容，或许还有整部《多俾亚书》，最初都是用阿拉美语写成的。《智慧篇》和《玛加伯下》似乎原本就是用希腊语创作的。旧约的其他所有书籍，包括《玛加伯上》和《艾斯德尔传》，最初都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

旧约最古老的手稿

任何一卷圣经都没有圣作者亲手写成的原始手稿（通常称为“原稿”）留存至今。所有圣经经卷的最古老残篇副本见于死海古卷（见下文）。然而，中世纪犹太人所接受的旧约希伯来经卷的最古老完整手稿，是一部抄本（一种由单页纸张缝合而成的书——即我们最熟悉的书籍形式），名为《列宁格勒抄本》（Leningradensis），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位于圣彼得堡，前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抄本》是主后1000年左右在加利肋亚写成的完整马所拉文本。

马所拉文本

马所拉文本是犹太圣经各卷的标准希伯来文版本，至今仍在传统犹太会堂中用于吟诵和宣讲。其名称来源于“马所拉学派”——一个在主后700年至1000年间兴盛的犹太经师学派。马所拉学派将希伯来圣经的传抄提升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众多创新中，他们设计了一套标记（称为“点符”），标在希伯来辅音的上下方，用以指示该辅音后应读出的元音。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首次将犹太人关于希伯来圣经发音的口头传统付诸文字。马所拉学派还为手稿的传抄引入了各种质量控制措施，例如煞费苦心地统计每卷圣经书籍的确切单词和字母数量，以便经师们核对工作，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一个字母！随后，每一份新抄写的副本都会经过仔细计数，以验证其准确性。

《列宁格勒抄本》几乎被公认为是最古老、最完善的马所拉文本副本，“马所拉文本”指的是马所拉学派所确立的精确希伯来文形式标准。如今学者们翻译或研究旧约时，通常以马所拉文本的希伯来文为起点，使用的往往是《列宁格勒抄本》的印刷版（或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版）。

希腊文《七十贤士译本》

学者们翻译旧约时，还会参考《七十贤士译本》的经文，这是旧约书籍的古代希腊文译本。

根据一部名为《阿里斯提亚书信》的古代犹太作品记载，《七十贤士译本》的翻译始于主前3世纪，当时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化国王托勒密二世（主前283-246年）从耶路撒冷请来犹太经师，将犹太人的神圣经卷翻译成希腊语，存入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一传统是“《七十贤士译本》”（希腊语意为“七十”）名称的由来——通常用罗马数字“LXX”缩写——源于受委托进行翻译的七十位犹太学者。《阿里斯提亚书信》中写道：

“拉古斯之子托勒密王热切希望用天下所有最优秀的著作来充实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的图书馆，于是向耶路撒冷居民请求将他们的圣经翻译成希腊语。他们给托勒密王送去了七十位长老，都是精通圣经且通晓两种语言的饱学之士，天主就这样成就了祂的旨意。不过，托勒密王想用自己的方式考验他们，担心他们会事先串通，在翻译中隐瞒圣经的真理，于是将他们彼此分开，命令他们都翻译同一内容。他们对所有经卷都照做了。当他们来到托勒密王面前，互相核对各自的译本时，天主得到了荣耀，圣经也被公认为真正神圣的作品，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用同样的词语和名称翻译了同样的内容，在场的外邦人也因此知道，这部圣经的翻译是受天主默感而成的。”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段记载经过了润色，带有半传奇色彩，但托勒密二世为其图书馆委托翻译梅瑟五书的希腊文版本这一基本史实是可信的，且与已知资料相符。梅瑟五书的翻译是最早的，或许也是最出色的，时间约在主前250年。其他犹太圣经经卷的翻译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逐步完成，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从现存手稿来看，《七十贤士译本》流传的合集范围比约瑟夫斯提到的希伯来正典更广（见上文），包括后来被视为次经或伪经的作品。

《七十贤士译本》各卷的翻译质量和风格差异很大。例如，《达尼尔书》的《七十贤士译本》翻译得非常松散，因此教会用一个据说是希腊化犹太人狄奥多田（约主后150-200年）翻译的更好版本取而代之。其他书籍，如《创世纪》，翻译则更为直译。总体而言，《七十贤士译本》在古代世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哲学家斐洛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等犹太学者几乎将其视为受默感的作品，一些教父如圣奥思定也持此观点。对于罗马帝国境内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使用的圣经版本。新约中大多数旧约引文都来自希腊文《七十贤士译本》，因为宗徒和其他新约作者的写作对象通常是广泛的受众，而非仅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然而，随着基督宗教的发展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宗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出现了反对声浪，他们日益排斥《七十贤士译本》，称其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

至少有三位说希腊语的犹太学者出版了更接近巴勒斯坦所使用的希伯来文的《七十贤士译本》修订版：阿奎拉（约主后130年）、狄奥多田（约主后150年？）和叙马库斯（约主后170年）。

到主后4世纪，教会在罗马政府新获得的支持下，有能力制作供主要教堂（如大教堂）使用的整部圣经抄本（装订成册的书，而非卷轴）。我们现存的近乎完整的整部圣经手稿都来自这个世纪，包含希腊文的《七十贤士译本》和新约。其中最重要的三部以其发现地或现存地命名：《梵蒂冈抄本》，是最完善的完整希腊文圣经手稿（包括新旧约），至少从中世纪起就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亚历山大抄本》，一部保存完好的来自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文圣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西奈抄本》，另一部包含《七十贤士译本》和希腊文新约的手稿，19世纪在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现也藏于大英图书馆。《七十贤士译本》仍是希腊正教会以及在礼仪中使用希腊语的天主教东方礼教会所采用的官方旧约版本。就此而言，值得强调的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对《七十贤士译本》表达了特别的重视：“教会从一开始就采用了那部称为‘《七十贤士译本》’的古代旧约译本。”

《拉丁文（通行）译本》、其他古代译本及开罗藏经库文献

对于旧约学者和译者而言，《武加大译本》亦颇具价值。这是天主教圣经的拉丁文译本，主要由圣热罗尼莫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完成。圣热罗尼莫翻译旧约大部分经卷时，直接依据其所能获取的最佳希伯来文抄本。一方面，这使其译本值得参研，因其是他所处时代可得的古代手稿的重要见证——而这些手稿如今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就我们所知，圣热罗尼莫所用的希伯来文本，大体上与我们现今拥有的马所拉文本极为相近。因此，当马所拉文本本身含义不明或显错乱时，圣热罗尼莫的《武加大译本》往往无助于解决文本问题。

学者们亦会参研旧约的其他古代译本，如被称为“培世托”（Peshitta）的古叙利亚语译本，以及古科普特语（一种埃及语形式）和埃塞俄比亚语（埃塞俄比亚的语言）译本。19世纪，在开罗最古老犹太会堂的藏经库（存放破旧圣经卷轴的储藏室）中，还发现了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圣经经卷残片。许多开罗藏经库的文献已被出版，引起了圣经学者的一定关注，尤其是因其与死海古卷中的一些经卷存在部分重合。

重要的旧约古手抄本
名字	语言	翻译日期	现存最古老又完整手抄本的年代
马所拉文本MT	希伯来语	非译本；主后700-1000定型	11世纪（约1000年）
七十贤士译本LXX	希腊语	主前250-100	4世纪晚期
武加大译本	拉丁语	主后382-405	8世纪中期
培世托译本	叙利亚语	主后2世纪	6-7世纪